雷人案豆瓣冤:帝國治理中的時間、空間和媒介技術
互聯網媒介究竟是什么東東?
一般說來,有兩種典型的理解方式。前一種叫做傳遞模式,就是把媒介看成一種機械的信息傳播過程,就跟火車運輸貨物一樣,只不過媒介運送的是思想和文字。把媒介看成一種信息傳遞模式,往往和媒介使用者的權力及意識操縱相關,就像雷人案中,我們看到了不法權力的冷血和對于社會集體記憶的操縱。
另一種叫做感知模式。媒介的發生過程并非簡單的機械的信息傳遞,本質上媒介是一種塑造社會公共生活的容器,就像我們的皮膚一樣須臾不可缺,只有它才能幫助我們感知外界(社會)的“溫度”。在另一起關于豆瓣電影評分的爭論中,我們看到了所謂的“兩個輿論場”――精英階層和網民草根階層的話語撕裂。
2016年臨近年底時發生的兩件媒介事件――雷人案和豆瓣冤,恰恰可以幫助我們揭示,這兩種不同的媒介觀,如何影響了我們精神記憶,以及如何塑造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方式,進而我們會發現,互聯網這樣的一種新的媒介技術,在帝國治理中尤其是如何塑造我們的時間和空間記憶時,如何扮演了一種不可替代的角色。
雷人案:用時間對抗空間
媒介形式的劃分可以有很多種,但就技術變遷對于文化符號體系的影響而言,學者伊尼斯提出了一種有趣的劃分方法:偏好時間的媒介(如口語)和偏好空間的媒介(如文字)。
媒介技術演進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空間對于時間的不斷壓縮和替代。從口語、文字、到電報電話電視,再到互聯網,媒介技術覆蓋的空間越來越大,需要花費的時間越來越少。
與此同時,人們從當年原始部落小社區的有機團結,也開始越來越脫離自己的地域性――遠距離傳播帶來的社會交往越來越多,而近距離傳播卻日漸弱化,當所謂的一個社會共同體被媒介分割成不同的社區空間,人們之間非社會交往就變成了一種水平方式的機械團結――很多時候,我們從媒介看到和關心的信息,都離自己生活的區域越來越遠。
雷人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互聯網被普及之前,很難想象,一個首都的小區發生的一個普通市民被警察打死的故事,會受到如此多的關注――而且大多數關注者既不認識雷X,更缺少了解,但如此多大學校友和陌生人的加入,已經深刻影響了這樣一起小區案件的走向。
互聯網在中國剛剛普及的第一個十年,是從邊緣地帶悄悄發生的媒介變遷。人們來自不同的社區,意外在虛擬空間里實現了更加自由開放的社會交往空間――這一過程經常被稱為技術賦能:通過新興的互聯網媒介,人們在網絡上締結了另外一個新的社會空間:更多的自由度、開放性和理想化色彩。
雷人案也沿襲了這樣的傳播路徑。數百萬網友在傳播這個年輕人遇害的消息,譴責警察國家中的暴力執法,這樣的社會輿論形成,揭示了這一新技術媒介塑造的新的空間觀――在這新技術出現之前,一個發生在某一個小社區的年輕人被打死了也就打死了,除了家屬哀嚎求告之外,還能引發多少關注呢?
在所謂技術為每一個普通市民賦權的同時,互聯網在中國普及的第二個十年里,媒介管理部門也意識到網絡新技術的可怕威力,開始重組媒介,為官方所用。
更重要的方法在于,除了利用新媒介技術強化人們的集體記憶外,利益集團更懂得了控制時間的重要性,通過控制時間的方法,來進一步操控傳播形式,并將這種利益和新技術的傳播性能結合在一起,以維持更加集中的權力壟斷。
以雷人案為例,這其中的幾個重要時間節點操控都令人印象深刻:2016年5月7日,當事人死亡;迫于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事發20多天后6月1日,涉案的五名警察被立案偵查;12月23日下午三點多,五名涉案警務人員涉嫌玩忽職守案被作出不起訴決定;接下來的5天時間里,家屬放棄訴訟,律師聲明退出本案,五名當事人受到行政處理等消息一一釋放出來。
這些經過精心設計的時間點控制,實際上都是為了實現對人們基于雷人案件的集體記憶的精準控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希望以一種更加隱蔽操作的方式,一一規避核心事實,從而將這一案件的集體記憶從人們的日常生活場景中徹底抹殺掉。
豆瓣冤:網絡影評的社交化與知識壟斷者焦慮
如果說雷人案以利益集團控制時間來消除集體記憶,最終以民意的潰敗而告終,那么2016年年底發生的豆瓣、貓眼影評受到官媒指責,而蒙受的不白之冤,就更加內人尋味了。
在互聯網上經常被網友奚落的“專家”(磚家)字眼上,人們能夠感受到知識壟斷者今天面臨的失落感。
在網絡新媒介出現之前,傳統的傳播過程本質上是一種知識壟斷。在人類歷史上媒介從口語向文字遷移的過程中,知識和權力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因為口耳相傳的經驗知識是在場的、帶有神話、宗教和儀式的色彩,可以不斷發起新的對話加以修正和質疑;而文字傳遞的經驗知識都是不在場的,通過專家這樣的代理人而實現的,因此常常表現為歷史的,永恒的,不容置辯的。
在真實經驗和書本知識之間,專家出現了,他橫亙在兩者之間,替代大眾去了解知識,并負責傳授。而普多大眾呢?從此只要洗耳恭聽,甚至都不用讀書了(至少有羅輯思維大叔幫你讀書,如果你沒有時間、興趣和理解力的話)。
也就從這一時刻起,媒介現實成為了一塊鐵幕。在知識和事物本原面貌、真實經驗和我們生活中許許多多的大小基本事務之間,專家不僅僅是溝通者,更是隔離者――知識專家和利益集團的結合,甚至可以利用地位、身份、名望和權力,為普通民眾提供一種唯一代表人類思維的正統觀點,除此之外,別無他途,也不會有第二種觀點。
就在這個時刻,豆瓣、貓眼等拜互聯網技術之賜,不合時宜地出現了。在此此前,一部電影拍得好不好,是由哪些吃著官飯的大學教授、電影專家和專業影評人壟斷的專有知識領域,你一個狗屁都不懂的小白鼠觀眾,哪有置喙的資格和權力呢?
所幸,豆瓣網用的是一人一票的“網絡直接民主投票”方式,除了技術過濾機制外,水軍和五毛黨以及其他謠言制造者一樣,本質上都并不是一種社會毒瘤,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社會的一部分,誰能指望一個純潔得像天山圣雪、純潔得不含一絲雜質的社會呢?
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豆瓣和貓眼上這些新的輿論產生方式,稱之為“社交化影評”――觀眾自己掏腰包看電影,愛看哪一部就看哪一部,看完之后吐吐槽,發發牢騷或者表揚表揚,這本來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為什么這些官媒或者專家動輒就口誅筆伐為“惡意影評”,甚至顛覆重挫了我們偉大祖國的美好電影業前途呢?
問題恰恰在這里,社交化影評關注直接體驗、吐槽和“物以類聚”,說白了,就是搶了專家們的生意――本來,觀眾的直接體驗都應該有專家來替代并且發聲的,觀眾所需要的,只是帶上耳朵眼睛,至于哪一部電影具有藝術性、道德品味高低立下,都是專家說了才能算數的。
媒介研究者會進一步發現,隨著媒介技術不斷更新,覆蓋空間越來越大,傳輸時間越來越短,事實上,知識精英和無知群眾的鴻溝也變得越來越遼闊――越來越多的觀眾,每天都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依賴專家、媒介機構和服務提供商,從一部電影的評分,到哪一件衣服的品味,甚至是一家美食店的水準,都會有各色專家為你帶鹽,試穿和試吃。
所幸,新的專家――人工智能又要產生了。在頂尖技術、知識專家和利益集團三股河流的合流中,人工智能將允諾一個前所未有的光明新世界,從大腦一樣的機器人腦,到性愛機器人,你的一生從吃喝拉撒和生老病死,機器人的深度機器學習都能代替你滿足。你甚至可以足不出戶,未來的電子技術可以幫你塑造出一種新的、隨心所欲的時間、空間和集體記憶。
比如,如果你想抱著美女去戰斗、打敗一切牛鬼蛇神,史玉柱的網游技術可以幫你實現;你想打飛機或者逛逛天上人間的優游歲月,騰訊游戲和無數網上夜總會讀都可以一一滿足你的各種奇葩欲望;至于讀報,今日頭條就足夠了,從兇殺暴力,到各種光怪陸離的社會奇觀,人家都用大數據給你一一分類、思考、精挑細選,并且量體裁衣,保證每一條新聞都是活色生香,讓你欲罷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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