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燒烤走紅網絡，作為一種以青年為主體參與的社會現象，類似青年面對意義貧困時的集體性儀式活動。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青年群體在涉及個體、家庭和工作方面的社會生活中出現了諸如佛系、躺平、擺爛、社恐、“四不”、工作無意義感等負面情緒，并引發全社會對其意義感問題的廣泛討論。在學術研究領域，對該問題的探討主要集中于兩個主題。

一是圍繞“內卷”背后的工作無意義問題，抽象出意義貧困概念。 如項飚認為，當下青年在系統中工作和生活，個體亦成為一個封閉的系統。青年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貧困，而是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之間斷裂而致的意義貧困。朱健剛認為青年工作中的意義貧困是人被技術取代的勞動異化所致。全燕與李慶認為，意義貧困是互聯網算法的加速邏輯入侵人們的生活世界所致。

二是聚焦數字時代的意義感主題，并著重討論意義感缺失的原因機制。 如樊浩認為，人類文明由事實世界和意義世界構成，而當下的民眾的意義感缺失是現代化中生活世界對意義世界的消解與僭越所致。邱澤奇認為，現代社會的數字技術改變了人的連通性，意義感缺失是在個體從“靈肉俱在”到“靈肉分離”的結果。王小章認為，當下社會的意義感缺失是作為傳統意義感解決方案的宗教與生命快感放逐失效所致。周曉虹則認為，意義感缺失是現代經濟繁榮與數字化中意義感被抽離的結果，并以無聊為核心表征。

意義貧困作為近年來的熱門話題，相關研究雖提出了不同的概念與理論工具，并從不同角度闡述了成因機制，但在核心概念及其理論建構上仍有待深化。首先，意義貧困在概念專業性與理論生長力方面較具潛力，卻在理論建構方面嚴重不足。該概念由項飚在一篇訪談中提出但未能深入闡釋，而其他研究在使用該概念時直接取其字面意涵，亦未進行理論說明與推行。

其次，意義感缺失或無意義感是描述性概念，是意義貧困的一種心理表現，僅強調意義感容易滑入對個體認知和感覺的哲學討論中，忽略其背后鮮活的社會觀念和實踐問題。

再次，當今以集體意義為核心的強范式文化社會學在社會意義研究領域有著良好的契合性，經典社會學淵源和當代理論推進可以為意義貧困的理論化工作提供概念工具。本文將在文化社會學視角下，以紓解意義貧困為問題意識，在社會意義的結構及其象征運作中探析當下青年意義貧困的原因，并以淄博燒烤為案例觀察青年的儀式化脫貧實踐及其效果。

一、社會生活的意義結構及其儀式運作

在社會生活中，個體的意義獲得是其不斷融入社會的過程。質言之， 社會意義與社會化問題緊密相關，并可回答社會何以構成之問題。 而在特定社會文化圈中，社會意義的獲得都是在意義結構中或意義系統中實現，甚至可以認為個體是按照特定的意義劇本來行動以獲得意義。因此，對社會意義的討論必須要深入到意義結構及其運作中來。其中，意義結構可對應于觀念層面的意義構成，這便涉及意義貧困的內在發生機制，而關于意義的社會行動則對應于儀式化的象征行動。

1. 社會生活的意義結構

社會意義以結構化的方式存在，并且在個體社會意義的不斷實現中形成了個體與社會進步、融合的文化動力。對于社會意義結構，代表性研究主要從時間角度切入，認為意義在歷時方向上綿延為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連接，而在共時方向上發生于個體、人際以及階層、圈群之中。

這一觀點雖然體系完整，卻無法涵納意義從個體到社會間互動的動力特質，亦無法穿透特定社會內部復雜多元的意義生態。有鑒于此，本文傾向于在歷史性視角之外，主要考察意義結構在宏觀上的多元雜糅，以及其在微觀層面的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連接問題。

從宏觀角度來看，社會生活的意義結構主要體現為不同意義系統的交糅共存。一個社會的穩定團結需要以特定意義系統為主導，亦可稱主導意義系統，并以眾多相互補充甚至對抗的次屬意義系統為輔助。換言之，意義結構在構成上表現為以少數特定意義系統為主導，同時包含諸多次屬意義系統的結構化狀態。

最終，不同意義系統在沖突、融合中構成了社會觀念，進而又成為社會文化的核心組成，即格爾茨所謂的 “意義之網”。 施瓦布對此亦有形象比喻，他認為，社會像是通過無數將人們纏繞包裹在一起的線團結合在一起，而這些線團就是社會觀念。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圍繞這些線團不停地旋轉。但當人們想擺脫或是打破時，就會感受到其真實和有形的力量。

從微觀視角來看，社會意義系統的結構則相對一致，并可區分為工具性意義和價值性意義 （或終極性意義） 兩種。這一區分非常基礎且普遍，其中工具性意義對應一般層面的生活意義問題，即對應“為什么而做”，尤其是能獲得什么特定利益的意義。由于資本可謂人類社會最基本且普遍的意義形式，因此根據布迪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區分，我們可以將工具性意義劃分為三種基本形式 ：

經濟資本意義、文化資本意義和社會資本意義，并分別對應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工具性意義有著可量化的理性化特點，且其實現往往意味著個體的資本量增加或超過他人。與之不同，價值性意義則對應于終極性的生命意義，即關于“為什么而活”的意義。在社會生活中，價值性意義主要由宗教信仰和各類主導性的價值觀體現出來。相對而言，價值性意義難以量化，并有著非理性特點。

就二者關系而言，在特定意義結構或系統中， 價值性意義是工具性意義的目的和方向，而工具性意義是價值性意義的工具和方法。 二者以鏈條的形式構成人們社會生活意義實踐的路徑與方向，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提供安身立命的意義指南。這一結構化區分非常基礎且普遍，在理論方面，如韋伯在對社會行動、經濟制度、經濟行為的理性化討論中提出的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形式理性/實質理性，都是基于工具性與價值性的區分。

其中，工具性重在理性的效率計算和目的達成，價值性則重在信仰和終極意義追尋。又如羅克奇在其價值系統理論中認為，各種價值觀按一定的邏輯層次連接。在經典的“羅克奇價值觀調查表”中，他將這一結構區分為終極性和工具性價值觀，終極性價值觀便對應于此處所探討的價值性一維。在現實中這一區分亦廣泛存在，例如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以“二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為代表的社會觀念，便是一種強調以經濟生活的工具意義的實現來服務于家庭的價值性意義的意義結構。

綜合來看，價值性意義是人們信仰層面的終極意義，是對“為何而活”的終極追尋 ，例如宗教信仰。而工具性意義則是“為何而做”的意義，一般可具體化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生活意義。需要注意的是，工具性意義以理性化為內核，對應“為何而做”的問題，并在社會生活中體現為各類資本的增加以及超越他人的意義。相對而言，價值性意義則無法量化與比較，且具有感性化、社會化特點。

就其關系而言，二者缺一不可，緊密結合，二者的連接可構成一種社會動力系統。在抽象的結構之外，社會意義在具體層面是以象征的形式存在與運作，其中意義系統體現為各類符號系統，而其對應的社會行動則體現為作為象征行動的互動儀式。特定意義系統下的集體儀式有著再現、建構和傳遞社會意義的作用。

2. 儀式與社會意義建構

意義的抽象性使其在現實中只能通過符號來表征。無論是工具性意義還是價值性意義， 個體的意義獲得都需要通過一套象征性的社會儀式來完成，進而最終建構并傳遞社會意義。 即便具體如金錢的經濟資本，行動者也需要通過符合特定工作意義系統的象征行動來完成特定內容以實現特定的社會意義，進而獲得作為紙幣或數字貨幣的金錢象征。

在文化資本意義獲得中，類似文憑獲得所需的學習、答辯和學位授予儀式，更是凸顯了特定社會意義借由各類儀式來傳遞的過程。而在人際互動的社會意義獲得方面，正如西方符號互動理論所指出，人際交流實際上是通過符號來交流意義。正是在微觀的互動中，社會通過傳遞其神圣性而進入個體。

儀式是一種象征行動，而這種象征性既存在于諸如宗教活動類的正式儀式中，也存在于日常生活的互動中。在宗教儀式層面，涂爾干認為宗教是一種結構化意義系統，并由神圣與凡俗兩種符號體系建構而成，而儀式便是人們在面對神圣時的象征行動。維克多·特納從結構和反結構角度對儀式的表演進行了重點考察，并提出了社會戲劇理論。

在日常生活的互動層面，戈夫曼、亞歷山大、柯林斯等學者都在不同的思想脈絡中討論了日常社會行動的象征性與儀式性，尤其強調了表演性特點。例如，戈夫曼認為表演是行動者在特定情境下互相產生影響的一切活動。簡言之，人際互動即表演，并體現為劇班、區域、不協調角色、角色外溝通和印象管理等要素。亞歷山大則認為人類的社會行動即表演，而表演可理解為在特定意義結構下建構并向觀眾傳遞社會意義的象征行動。

柯林斯認為互動儀式是行動者基于資本和情感交換進行的日常程序化活動，并包括兩個及以上的個體聚集在同一場所，對局外人設定界限，有共同的對象或活動焦點、人們分享共同的情緒和情感體驗幾部分。而成功的集體互動儀式可產生基于集體情感的群體團結、個體情感能量、代表群體的符號和道德感。

在界定了儀式的象征行動屬性后，還需要明確其社會意義建構和傳遞機制，而這便突出表現為儀式的中介作用， 即在儀式過程中，人們達到某種特殊狀態或者獲得某種情感能量的過程性或閾限性。 實際上，情感能量的過渡狀態一直被不斷提出，如涂爾干在對集體歡騰的討論中提出“理想化世界”狀態。

涂爾干認為，集體歡騰是社會作用于人，從而激發出了強烈情感的表現。在此儀式過程中，人們會感知到只有此時此刻才會產生的情緒，感覺到自己被升華并使周圍環境發生改變。這一超越性感覺是人們在凡俗生活之上又設置了一個理想化觀念世界的結果。

范·杰內普強調“通過儀式”的功能，即儀式在分離、過渡和重新聚合中為行動者帶來政變。特納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公共域概念。他認為公共域是一個抽象化的開放、自由、平等、理想化、充滿奇跡的社會形態，它能使行動者擺脫原有的社會地位并常帶來根本轉變，且暗含著對原有社會結構的破壞，因而具有反結構功能。

巴赫金在討論狂歡時提出，人們在狂歡儀式中會進入“第二生活形式”。在這里，基于財產、等級、年齡等現實社會結構區分的邊界被逾越，人們進入了一種人人平等、自由、資源共享的烏托邦世界。而亞歷山大則在社會表演視角下，強調再融合觀點。他認為，正是通過對分化的演員、集體表征、符號生產的方法、舞臺布景、社會權力以及觀眾的再融合，社會意義才得以建構和傳遞。

總之，作為一種象征行動，儀式既包括類似宗教性的正式儀式，又包含日常生活的互動。在以理性化為基礎的祛魅和世俗化過程中，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更常見的是日常化的互動儀式。儀式的效用機制是在分離、過渡和重新聚合中，經過特定儀軌的流程 （如通過、閾限、過渡、再融合等） ，進而在某種特殊的情感狀態 （如歡騰、癲狂、附身等） 中，對社會意義系統實現再現和再建構 （如反結構功能） 。而正是通過不同類型的儀式，社會意義才能夠得以再現、建構和傳遞。

二、當代青年的意義貧困問題

隨著現代社會的價值多元化與理性化發展，雖然物質水平不斷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日益豐富，但是意義貧困也日益成為一個顯著而重要的問題。由于青年處于社會化的關鍵轉折期，面對成家立業、出人頭地等重要人生課題，其意義貧困問題尤為突出。

當青年群體個體情感體驗和社會意義的強烈需求無法滿足時，往往會通過追求差異化的次屬性意義系統，并借助集體儀式來建構、傳遞特定社會意義以紓解其意義貧困困境。在線上線下社會流動性增加的背景下，身處不同社會位置個體間的彼此能見度提高，相對意義貧困也愈發顯著。

1. 意義貧困與相對意義貧困

意義貧困是現代社會中人與社會關系日趨緊張的必然結果，其基本意涵在于個體與社會關系發生異常時，個體在社會中無法通過獲得工具性意義而實踐價值性意義，即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之間的鏈條出現斷裂。需要指明的是，由于社會意義系統多元并存且有著主次之分，因此 意義貧困主要是指個體在主導意義系統中的工具性與價值性意義連接的斷裂狀態。 就其種類而言，由于個體社會意義實現是在社會中完成，從個體與社會關系來看，可大致分為四種類型。

一是個體太過投入社會導致自我價值削弱，如大義滅親、公而忘私等。二是個體拒絕甚至脫離社會，如各類反社會問題、自殺問題，如涂爾干的失范理論即對應于此。三是社會過于緊密地束縛個體，導致個體的主體性降低、價值性喪失，如馬克思的異化理論、韋伯的鐵籠隱喻即對應于此。四是社會過于松散地連接個體，導致社會團結度降低甚至解體，如面對改朝換代、社會動蕩時，其社會成員不得不遭受流離失所的境遇。

盡管有以上四種情況，但由于現代社會的理性化發展以及個體化趨勢強化，當今現實中較為常見的意義問題體現為社會過分扼制個體以及個體脫離社會兩種。在這兩種情況下，個體社會生活中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連接的路徑皆出現斷裂，進而導致意義貧困。需要注意的是，意義貧困與經濟貧困有相關性卻并無因果性聯系。

換言之，經濟貧困可能導致意義貧困 ，但只要個體在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之間的鏈條沒有斷裂，仍然不會陷入意義貧困。相反，即便一個社會經濟水平再高，由于缺乏價值追求而導致的意義貧困問題亦不少見。在業已實現全面脫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設背景下，經濟貧困與意義貧困將在一定時期內出現此消彼長的局面。或者說，在當下以及未來，意義貧困都將是一個顯著的社會問題。

在個體層面，意義貧困的基本表現是個體無法自洽的消極、內耗狀態。這一方面體現為對社會生活不同程度的拒斥，即在觀念中認為工作生活沒有意義，不愿意也不敢于承擔社會責任，在行動中缺乏能動性，上述躺平、擺爛、“四無”青年等都是這方面的表現。另一方面體現為個體內部的自我消耗，如焦慮、糾結、自我懷疑、自我否定等，這些心態亦是意義鏈條斷裂后的個體難以在社會中獲得所需意義感的表現。

由于意義貧困不僅涉及個體的心理健康與幸福感，并且關涉個體在社會生活中是否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如婚戀、生育、工作等重要現實問題，因此探討和解決意義貧困，對青年自身和社會的良性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此外，意義貧困亦有程度之分。雖然目前尚無可量化的測量方法，但不同程度意義貧困的區分是可以細化拓展的，針對不同程度意義貧困對象采取不同措施的意義扶貧也是后續研究的重點。

相對意義貧困是個體因社會比較而導致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鏈條發生斷裂的狀態。 在社會生活中，人們所在的時空范圍、文化圈層都對個體有著一定的保護作用。總的來看，個體只要按部就班地生活便可大致實踐社會意義而達到自洽狀態。不過，個體因主動或被動的時空變化，在遭遇文化層面的觀念沖擊時也會在對比中產生意義貧困，這便是相對意義貧困。

現代社會的相對意義貧困問題正日益顯著，這一方面是因為在階層區分顯著甚至趨于固化的現狀下，不同階層群體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有著顯著差別，而一旦對比發生，較低階層的群體可能因為難以擁有與較高階層群體一致的生活方式及其意義感，從而在工具性與價值性意義連接方面出現問題。另一方面，社會流動性增長導致社會對比增加。隨著網絡、交通等技術的發展，在物理的、表征的和實踐的社會流動性增長中，身處不同社會階層與意義系統個體間的相互觀察與交流日益頻繁。

在這種情況下，基于意義比較而產生的相對意義貧困也由此凸顯。尤其是在當下網絡社會中，不同階層、文化圈層主體間彼此的能見度提高，而網絡的流量效應又偏向于各類具有較高工具性資本的個體及其生活方式與內在價值觀的展演，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會在對比中抬高工具性意義的標準，并受不同價值觀沖擊而產生相對意義貧困。

2. 青年的意義貧困

青年所處的過渡階段使其成為意義貧困的典型人群。對當代青年而言，其在社會生活中面對的主導性社會意義系統，是以成家立業與出人頭地為代表的社會化自我實現。成家立業和出人頭地需要青年在工具性意義上具備一定的經濟資本 （如房產、車輛、穩定的收入） 、文化資本 （如教育文憑、專業技能、良好品性） 、社會資本 （如廣泛穩固的人脈） ，并在社會層級上盡量勝過他人以處于較高位置。

而在價值性層面青年需要認同和接受以家本位為主導的價值觀，即將個體的終極意義實現內化于家庭再生產之中。 當代青年努力在學業、職場、家庭方面達到甚至超過主導意義系統的要求，但由于工具性意義的標準不斷提高，價值性意義日益多元，社會流動與對比不斷增強 ，意義貧困問題也隨之日益凸顯。

首先，現代社會中主導意義系統的工具性意義實現難度增加與價值性意義日益多元。青年面對的主導意義系統一般是成家立業與出人頭地，作為初入社會的群體，作為學生、職員、家庭成員的青年，被督促盡快完成學業、謀得工作、成立家庭，并不斷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文化資本方面獲得提高。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符合社會期望的工具性意義標準也不斷提高，例如結婚的要求和花費的提高。與之相對，在失業率攀升、職場與學業內卷中，青年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增加以及超越他人方面的難度也不斷攀升。

在價值性意義層面，青年的價值觀常處于多元變動狀態，極易受到不同價值觀影響。特別是在與消費主義、個體主義以及其他流行價值觀的接觸中，一旦青年在主導意義系統中遭遇困境，便可能選擇次屬意義系統來尋找意義，進而對主導意義系統產生不同的認識。

其次，工具性與價值性意義脫節的意義貧困日趨顯著。在沉重的社會化壓力下，青年的第一類意義貧困是由社會過度裹挾所致。這一方面體現為社會的工具意義異化問題，即過分強調工具性意義以致價值意義被遮蔽。例如當代社會理性化的一大表現就是各類工具化的 KPI 指標不斷提高 （不論是工資、消費還是顏值） ，各種區隔甚至鄙視鏈的產生導致青年壓力增加，進而在內卷競爭中喪失價值感。

另一方面是社會既定價值觀對青年的過度裹挾，如面對傳統家本位思想，青年的晚婚、不婚、丁克等差異化婚育選擇常常遭受巨大的社會壓力。第二類意義貧困導源于青年與社會關系過于松散甚至脫離社會，即由于個體主動脫離社會，拒絕或無法在社會生活中實踐社會意義，因此無法在社會中獲得工具性與價值性意義。例如，“三和大神”就是在脫離故土社會，又無法融入城市生活的狀態下不時選擇躺平的群體。

再次，在階層固化與社會流動性增加中相對意義貧困加劇。由于當下城鄉差距以及社會階層差異顯著，處于不同社會位置的青年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有著明顯的差異。加之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增強，尤其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短視頻、直播的飛速發展，不同社會階層青年在網絡中的彼此可見性提高，相互交流增加，這使得在原生社會系統中相對自洽的青年在對比中產生相對意義貧困。

尤其是在出現階層固化、資源分布不均時，處于社會金字塔中下位置的大多青年在面對網絡中充斥的上層青年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表征時，相對意義貧困隨之產生。例如在后浪的討論中，由于新媒體過于凸顯精英青年的生活方式，而導致不少普通青年在對比中萌生努力無用、灰心喪氣，甚至抱怨社會的情緒。

不過，即便意義貧困突出， 整體而言，青年依然是對社會意義獲得以及高情感能量體驗最熱衷的群體。 因此，當其在主導意義系統中遭遇意義貧困時，便會努力在次屬意義系統中追尋社會意義。例如近年來流行的漫展、電競、音樂節、土味文化等，都是不同青年建構特定意義的典型現象。與此同時，由于青年有著單純追求另類、快樂等特點，盡管這個群體不斷創造熱點、追逐建構意義，但卻由于難以在主導意義系統中建立工具性與價值性意義連接，而難以真正實現意義脫貧。

三、意義脫貧的儀式建構 ：以淄博燒烤為例

如上所述，由于在主導性的成家立業、出人頭地的社會意義系統中面對不斷增長的意義貧困，青年借助于次屬意義系統來獲得社會意義的象征行動便隨之產生。近年來，適應于青年的集體活動熱潮此起彼伏，如各類網紅打卡、音樂節、網絡亞文化等集體活動。淄博燒烤只是青年在次屬意義系統中尋求快樂以緩解意義貧困的象征行動之一。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選擇此案例有兩點考慮 ：一是淄博燒烤線上線下的流行性，二是其火爆后迅速遇冷，比較能代表當下網紅類流行熱潮的更迭狀況。

1. 作為次屬意義系統的燒烤文化

燒烤是一種歷史悠久且分布廣泛的美食形式。享受美食是人類普遍的口腹之欲，其意義不僅在于滿足生理需求，還往往附加了重要的社交、娛樂意義。伯格和盧克曼認為，人類現實是社會建構的現實，而燒烤正是在多方面因素的社會建構中才得以流行。

一方面，物質經濟水平提高與社會觀念多元開放催生美食文化崛起。如前所述，在生活領域，中國社會主導意義系統一般以成家立業和出人頭地為代表，在該系統下獲得社會意義需要倡導勤奮工作、儉省節約、克制自我與為了家庭自我犧牲等品質，強調個體享受的生活方式往往被壓抑甚至污名化。

不過，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美食文化不斷正名，強調口味和氣氛的“燒烤”逐漸取得“社會合法性”。在世界范圍內，燒烤已經成為一種普遍流行的美食，尤其是聚會食物的代表，例如西方經久不衰的BBQ即是燒烤的典型。在中國，燒烤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并不流行。其原因主要在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溫飽問題尚未解決，以肉食為主的燒烤價格超過了多數人的接受能力。

另外，提倡勤儉過日子的主導意義系統，也不支持頻繁燒烤以享受美食的社會觀念。隨著經濟水平提高與個體收入增加，以及個體主義、消費主義、底層文化的發展，享受美食才逐漸成為一種“天經地義”。適合家庭、好友聚會，氛圍輕松熱鬧，充滿底層市井煙火氣息與社交屬性的“燒烤”，逐漸火遍大江南北。

另一方面，媒體、商家、政府、民眾的共同建構，促進了美食文化的崛起。在媒體方面，近十余年來，以《舌尖上的中國》 （2012） 、《人生一串》 （2018） 、《風味人間》 （2018） 及其續集等為代表的國產美食節目，將食物由果腹、解饞功能，向人情味與中華美食文化連接的方向建構。頗具地域性特征的燒烤正是這些節目中的常客。

此外，隨著短視頻自媒體普及，以探店和烹飪為主的吃播文化流行。例如李子柒、曼食慢語、日食記、王剛等大 V 直播號在介紹美食時將之與特定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相聯系，燒烤則一直是其中的熱門食物。在政府層面，眾多地方政府在打造城市名片和發展夜市經濟時，都以燒烤為抓手。

例如錦州、徐州、湛江、喀什、青島、淄博等城市都以燒烤而聞名，而當地政府便乘勢舉辦燒烤類活動，甚至為燒烤設置非遺頭銜。就商家而言，在流量加持和盈利追求中，各種特色的燒烤店開遍全國街頭，而燒烤早已成為各地夜市的主角之一。就民眾而言，人們對食物的要求不僅有果腹，而且強調性價比、味道與氛圍。在平民化、煙火氣的熱鬧氛圍中，擼串早已成為國人聚會時的熱門選擇之一。

雖然貪戀享受、滿足口腹之欲一直以來為主導意義系統所排斥，但在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隨著民眾經濟收入增加和社會觀念多元開放，工作和生活之外的美食需求不斷被合法化和擴展化。基于媒體、商家、政府和民眾共同參與建構的燒烤文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普遍接受，并在各地集體性的擼串與消費拉動中成為國人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也成為成家立業這一主導意義系統的補充。

2. 作為集體儀式的“進淄趕烤”及其意義建構

當青年在成家立業、出人頭地的主導意義框架下遭遇意義貧困時，其本身所具有的青年特質推動他們既會努力實踐主導意義系統以力求脫貧，也會借助次屬意義系統來追求快樂與再造意義。燒烤文化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次屬意義系統，因為淄博燒烤在中國燒烤版圖中有著性價比高、人情味足、煙火氣濃等特點，以大學生為主體的青年群體便通過線上線下的集體儀式，在燒烤文化這一次屬意義系統中建構、傳遞并獲得社會意義。作為意義建構和傳遞的儀式過程， “進淄趕烤”主要通過分離、過渡和重新聚合三個過程實現。

其一，分離：各地青年暫時脫離既有的社會生活結構，平等友愛地匯集于淄博。集體性互動儀式在開始前需要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儀式參與者要從既有的社會結構中脫離，二是群體聚集在同一場所。

首先，2022年疫情期間，淄博政府為隔離大學生提供優質服務與人性化關懷，如通過提供燒烤、為其發放消費券等措施，使淄博在山東本省青年中積累良好口碑。新冠病毒感染降為乙類乙管后，短途旅游開始逐漸流行。3月初，大批山東省內大學生回淄博吃燒烤現象，在抖音中制造了“大學生組團坐高鐵去淄博擼串”熱點，成為淄博燒烤第一波熱潮。

其次，淄博燒烤有性價比高、人情味足、煙火氣濃等特色。淄博燒烤保留了炭火燒烤的小烤爐形式，食客享用食物時要坐馬扎、圍小方桌自己烤制，煙火氣濃郁且氣氛熱鬧。而在吃法上，淄博燒烤將小餅、小蔥、肉串、蘸醬相結合，分量足、口感好、價格親民 （人均多在幾十元） 。此外，山東人本就熱情好客，人們在淄博吃燒烤時的氣氛更加熱鬧、友好、人情味十足。

再次，明星、節目與自媒體網紅帶動。明星方面，2020年9月，薛之謙在淄博開設演唱會并現場夸贊了當地燒烤，第一次小范圍帶火了淄博燒烤，而其歌迷也成為當地人之外最早的擁躉者。綜藝節目方面，2021年11月，《人生一串第三季》對淄博燒烤進行了專題介紹，將之正式帶入公眾視野。自媒體方面，在抖音短視頻如特別烏啦啦、淄博公主下午茶、B太等流量視頻，以及眾多普通用戶現場體驗視頻的上傳中，淄博燒烤不斷沖上熱搜，成為 2023年四五月份最強熱點之一。

最后，政府扶持與主流媒體積極報道。淄博政府高度重視燒烤“出圈”，出臺一系列政策配合并完善服務，如開設淄博－濟南燒烤專列；進行商戶教育，要求燒烤店不缺斤少兩、不加價牟利；組建燒烤協會，制定燒烤地圖、燒烤攻略與燒烤標準、建燒烤城等。主流媒體方面，如央視等多個平臺連續肯定性報道了淄博燒烤，助推其在全國范圍內流行。

最終，隨著淄博燒烤在線上線下同步走紅，眾多青年暫時脫離原來的社會環境，甚至不惜驅車萬里加入“進淄趕烤”大軍。

其二，過渡：集體燒烤儀式中的歡騰體驗與意義建構。過渡階段是社會儀式的關鍵，其儀式的核心在于通過集體參與，使得基于集體情感體驗的社會意義得以再現、建構和傳遞。

就歡騰體驗而言，由于淄博燒烤異常火爆，巨量的人流匯聚于淄博各主要燒烤店鋪以及其他商業機構、景點等公共場所。尤其是在長達數小時的等待與享受燒烤過程中，混雜疫情后的情緒釋放、對淄博燒烤的期待、人群聚集的興奮以及淄博燒烤獨特的平民化、人情味熱鬧氛圍，人們自發共同跳舞、唱歌、交流、贈送食物，在線下一度達到狂歡狀態。借助于短視頻，人們還將歡騰狀態同步延伸至線上。

如在網紅B太（抖音粉絲1933萬）、青春老男孩 （抖音粉絲807萬） 、大明白兄弟 （抖音粉絲422萬） 以及其他諸多中小網紅的淄博燒烤作品中，聚集的興奮人群也引發觀看者的情感共鳴。在多個熱門視頻中，用戶評論到：“其實多數人真的是去就醫的，淄博有一味良藥，煙火氣和人情味，療愈這半生流離的靈魂” （痞子蔡，4/26） ；“都去淄博不是去吃那千篇一律的燒烤，而是去感受一下那久違的政通人和” （伴我久久，4/27） ；“有些人不是奔著燒烤去的，是奔著感受一下做人的尊嚴和熱情去的” （墨初，4/26） ……

就儀式的意義再建構和傳遞而言， “進淄趕烤”的集體儀式至少在如下層面打破了既有的社會意義框架，并建構了新的社會意義。

首先，景點、商家與當地民眾沒有商業化的冷漠與唯利是圖，而是熱情周到并提供人性化服務。如游客一旦踏上淄博燒烤專列與淄博市，就開始收到各類伴手禮。商家沒有坐地起價、坑蒙拐騙，而是熱情好客、保質保量，甚至會為食客提供特殊化人情化照顧。例如，“淄博老板娘為趕高鐵小伙1對1烤串”一度沖上熱搜。當地人不僅不冷漠，還主動為游客提供幫助，甚至愿意損失自身利益來方便游客。

其次，其他游客不是陌生甚至充滿危險性的他者，而是熱情且相互關愛的友人。近年來，受唐山打人事件影響，夜市打架、鬧事等問題使人們對陌生人的不安全感增加。而淄博燒烤中陌生人互相關愛、贈送食物，使得線上線下都形成了友好互助的人性化氛圍，特別是女生深夜也可以放心吃燒烤。

再次，政府不是冷漠的機械的管理者，而是提供人性化服務與科學化治理的管理者。與片面講究規則而不顧人情的管理相反，淄博市政府將服務貫徹到底，為游客無償贈送飲料、雪糕等伴手禮，為商家提供各種規劃和指導，甚至發布五一“勸退”通告，以至于不少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專程前往淄博考察學習以優化其管理和服務方式。

其三，重新聚合：青年在次屬意義系統中的意義建構與意義脫貧實踐。儀式結束后，青年通過參與淄博燒烤熱潮，在平等、友好、興奮的集體儀式中，共同收獲了基于燒烤的人性化興奮與滿足，獲得社會意義與認同。

對主導意義系統而言，“進淄趕烤”可謂是成家立業、出人頭地敘事之外的一種探索，為青年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選擇提供了不同的維度。不過，青年最終在儀式后離開淄博，并再次回到既有的以成家立業為主導的意義系統中， 青年次屬意義系統中的意義建構因而往往是暫時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淄博燒烤熱潮也將冷卻。

這便是多數青年亞文化的另一面向，即雖能使青年暫時脫離原來的社會結構，并在次屬意義系統中獲得意義、體驗快樂，卻是短暫的，逐漸被覆蓋。與此同時，針對青年的意義貧困，市場力量將之商業化，并在理性化的流量引導與熱點建構中不斷吸引青年參與其中。

雖然這樣的流行建構可以豐富社會文化與意義系統，為主導性意義系統帶來拓展與補充，甚至在價值多元化中提升社會的活力。但無序的資本開拓往往最終演變為對青年人流量的收割，并在給其帶來虛假的意義感同時甚至帶來價值觀歪曲問題。相關部門對練習生選秀、明星綜藝、自媒體網紅等青少年次屬意義系統重災區的重點治理，即對應于該類問題。

作為2023年上半年的頂級熱點之一，淄博由一個平平無奇的小城，在短期內熱度迅速超越迪士尼、環球影城等熱門IP，甚至成為五一小長假的第一熱門城市。淄博燒烤的火爆無疑是多方合力的結果，其中青年群體是龐大流量的主要來源，也是變現流量的主要群體。

從社會意義實踐的角度來看，“進淄趕烤”可謂是一種集體性儀式，即青年在主導意義系統中面對意義貧困時，在次屬意義系統中找尋意義的集體儀式。然而，盡管其能給青年帶來短暫的意義滿足，但由于無法在主導意義系統中建立起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的連接，熱點很快遇冷，可見， 單純追求快樂的追熱點式集體儀式并不會從根本上紓解意義貧困，甚至可能會在資本裹挾中加劇意義貧困。

四、為何而做VS為何而活

概而言之，社會生活是行動者在不同意義系統中不斷實踐社會意義并最終實現自我的社會化過程。社會生活的意義結構在宏觀上體現為不同意義系統的混合雜糅，且有著主次之分。而在特定意義系統內部，其意義結構體現為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的基本區分，它們構成行動者從個體意義到社會意義實現的動力系統。其中價值性意義是人們終極層面的生命意義，是對“為何而活”的終極追尋。

而工具性意義則是“為何而做”的生活意義，一般可具體化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增加的現實意義。社會意義借助象征方式運作，即通過儀式來再現、建構和傳遞社會意義。在世俗化社會中，儀式主要通過日常生活的互動進行。

儀式作用機制體現在分離、過渡和重新聚合中，在集體情感能量匯聚的“通過儀式”過程中再現、建構和傳遞意義。換言之， 個體的社會生活意義獲得，就是在象征性的互動儀式中，通過實踐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并將之緊密連接、融為一體來實現的。

由于現代社會的理性化發展，在人與社會關系緊張性加劇下，個體在從工具性意義到價值性意義的實踐過程中經常遭遇斷裂，進而導致意義貧困的發生。而隨著社會階層分化以及互聯網技術發展，線上線下社會流動性增加，不同階層間能見度提高，在社會對比中相對意義貧困產生。

具體來說，由于身處社會化的關鍵階段，當代青年在成家立業、出人頭地的主導意義系統中既面臨著沉重的工具性意義壓力，又在價值多元沖擊下對主導意義系統有著不同的理解和選擇，其意義貧困問題尤為突出。而由于互聯網的普及，不同社會位置間青年能見度提高，相對意義貧困也愈發顯著。

而青年自身對意義和快感的較高追求，使其 常常借助次屬意義系統來獲得興奮感與社會意義。 由于燒烤文化是一個相對成熟的次屬意義系統，青年在“進淄趕烤”熱潮中借助集體儀式，通過脫離原來的社會結構，融入集體歡騰體驗，以及最終實現人性化共同興奮，來建構并獲得意義感以紓解現實中的意義貧困。

意義貧困的關鍵在于個體無法在主導意義系統中建立從工具性意義到價值性意義的良性連接，而社會階層在一定程度上的固化，進一步加劇相對意義貧困。鑒于青年對意義感的強烈需求，資本的市場化運作常會借助集體儀式建構各類次屬意義系統。

雖然這類集體儀式有益于補充和完善主導意義系統，并在一定程度上暫時紓解青年的意義貧困，但由于資本的過度裹挾、網紅熱點的快速更迭以及青年對快感的單純追求，此類活動往往難以真正紓解意義貧困，只是 成為青年逃避現實和麻痹自我的暫時寄托 ，因而淄博燒烤也勢必將在新的熱點建構和更迭中逐漸冷卻。

意義貧困是人生各個階段都可能會面對的社會問題，對意義貧困的克服也構成了個體與社會融合與進步的不竭動力。針對當代青年意義貧困問題，對意義脫貧之道的探索需要同時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加以拓展與深化。

首先，廓清主導意義系統與次屬意義系統的關系問題。任何社會生活中的意義系統都有主次結構存在，但如何平衡其關系，如何形成雙方的相互補位，強調和諧共進遠比對立與替代更為重要。目前來看，成家立業、出人頭地的主導性意義系統仍是青年社會化中安身立命的基礎性路徑。而促進更多的青年在學校、職場、家庭的傳統人生進路中取得成功，是解決青年意義貧困問題的根本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在青年競相高質量完成這一目標時，又造成了不同人生階段千軍萬馬擠獨木橋式的內卷競爭。因此，為了規避該問題，開辟多元意義路徑以實現“條條大路通羅馬”的人生意義目標，是現代社會的次屬性意義系統建構的重點。目前來看，對學生階段的合理分流與引導，對職場中高強度工作制度的規范與治理，對家庭婚戀觀念的移風易俗等，都是為青年提供更加友好、寬松的社會環境的重要舉措。

其次，明晰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的建構及其連接問題。兩種意義都重要且普遍，但二者的連接及其平衡更為關鍵。一是對工具性意義“為何而做”而言，要重視青年面對的工具意義難題，為其求學、買房、結婚、養娃等生活意義實現提供幫扶，著力化解青年在成家立業主導意義系統中的主要難題。同時，格外警惕工具性意義對價值性意義的僭越以及對個體的異化問題，建構以價值性為方向的工具性意義進路。

二是就價值性意義“為何而活”而言，要發揮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在成家立業的人生路徑中推進青年的社會化，重點治理當下社會尤其是網絡中的拜金主義、消費主義、極端個體主義的膨脹。

三是重視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的連接。由于簡單強調就業和收入增長的青年政策并不能真正解決意義貧困問題，而且工具性意義也不僅僅指向經濟收益，因此在工具性意義與價值性意義的連接中，開辟更多符合青少年成長和社會需要的工具性意義實現方式，是解決青年意義貧困問題的關鍵。

最后，強調建構以人民幸福感為指標的社會評價體系，著力消除社會不平等問題。一段時間以來，由于經濟飛速發展與社會脫嵌，物質主義下的金錢多寡被部分人視作社會評價的主要標準，加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以及社會不公的存在，因此造成相對意義貧困的多發。

當下，教育、醫療、就業、收入、分配等領域的社會公平建設，理應成為消除相對意義貧困的基礎性工作。 以經濟資本的多寡作為社會主要評價標準的認知亟須改變， 其中，建構以價值性的幸福感作為評價標準的社會發展策略，是解決青年意義貧困問題的重要著力點之一。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探索與爭鳴雜志 （ID：tansuoyuzhengming） ，作者：路陽（常州大學瞿秋白政府管理學院講師），張敦福（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