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美國大加關稅,最后怎么收場?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格隆 ,作者:深鵬,頭圖來自:視覺 中國(圖為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等待工作和食物的民眾)
1930 年 6 月 17 日,華盛頓的天空格外晴朗。
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里,赫伯特 ·胡佛總統用他那支鍍金鋼筆,在《斯姆特 - 霍利關稅法》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陽光透過落地窗灑在文件上,映照出 “ 保 護美國工業 ” 幾個大字。
那時的 總統先生 或許 不知道,這個看似保護美國經濟的決定,將成為 20 世紀最嚴重的經濟政策失誤之一。
“ 總統先生,您確定要簽署這個法案嗎? ”
國務卿亨利 ·史汀生最后一次試圖勸阻 : “ 就在昨天,又有 200 名經濟學家加入了反對陣營。 ”
胡佛 很清楚國務卿的意思,但 抬起頭 時依然 眉頭緊鎖: “ 亨利,你看看窗外 ! 街上到處都是失業的工人,農民們在賤賣他們的糧食。我們必須保護美國人的工作機會! ”
三個月后,加拿大駐美大使詹姆斯 ·克賴頓怒氣沖沖地離開國務院大樓 , 他剛剛收到渥太華的緊急電報:
立即對美國農產品征收報復性關稅 !
但 這不是結束,而 僅僅是開始, 是一場全球貿易大戰的開始。
一、前奏
每一次重大決定,都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好一點的叫順勢,不好的叫被迫。
1930 年代的美國,屬于后者。
讓我們 把時間撥回到 1929 年 10 月 24 日,那個被稱為 “ 黑色星期四 ” 的早晨。
紐約證券交易所內, 眾人都 死死盯著不斷下跌的道瓊斯指數 , 他 們的 額頭滲出汗珠,手中的報價單 甚至 已經被汗水浸濕 , 表情里充滿緊張、驚慌。
交易大廳 里不斷傳出 喊叫聲 : 拋掉!全部拋掉!
和眾人恐慌的表情相對應的,是 自己客戶的資產在短短幾小時內蒸發殆盡。
這一天,華爾街損失了相當于今天 450 億美元的財富, 而這,也僅僅是 開始。
和股市里崩盤相比,普通美國人的生活似乎還暫時沒有受到暴風吹襲。
那些還在鄉間小路上,開著老舊福特卡車的小農場主,反而有點幸災樂禍,因為剛剛經歷了咆哮的 “ 20 年代”,看著華爾街的人賺得盤滿缽滿,然后風花雪月,自己似乎沾不上邊,他們早就羨慕嫉妒恨。
不過,他們也并非沒有煩惱,最大的一個,就是法國人賣過來的歐洲小麥,價格比他們的低,影響了他們的生意。
這一切,在另外一群人眼里,成為可以大做文章的議題。
這批人,就是政客。
二、曲線
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使得 國會山的走廊里, 擠滿了各類政治 說客 , 他們 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般活躍。
雖然七嘴八舌,好不熱鬧,但議題其實只有一個: 那就是要不要對外加征關稅,以保護美國經濟。
最初只涉及農產品的法案,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迅速膨脹。
鋼鐵大亨查爾斯 ·施瓦布派來的說客成功塞進了保護鋼鐵業的條款;紡織業巨頭威廉·伍德也不甘示弱,為棉紡織品爭取到了更高的關稅。
但福特汽車的創始人亨利福特卻很憤怒,他認為 這簡直是在玩火!
他 闖進參議院聽證會現場,將一疊厚厚的報告摔在桌上 , 質問議員們 “ 你們知道這樣做會帶來什么后果嗎? ”
這位汽車大亨的聲音在會議廳里回蕩。
但沒人理會福特的警告 , 參議員里德 ·斯姆特甚至 嘲笑 亨利,你還是回去操心怎么把你的 T 型車賣出去吧。
會場爆發出一陣哄笑。
1930 年 6 月 13 日,眾議院以 222 票對 153 票通過了這項法案。
四天后,胡佛總統在白宮舉行了盛大的簽字儀式。
攝影師的鎂光燈閃爍間, 但也有一些人,臉上掛滿了憂慮,比如 財政部副部長奧格登 ·米爾斯 。
三、高潮
1931 年春天,紐約港顯得異常冷清。
碼頭工人 們 蹲在空蕩蕩的貨倉前,百無聊賴地抽著劣質香煙 , 情緒很低落,因為他們 已經三周沒有英國貨船靠港了 , 據說英國佬 都改去澳大利亞做生意了。
與此同時,在底特律的汽車工廠里,工頭 們擠在一塊, 正宣讀一份令人沮喪的通知: 由于加拿大對美國汽車征收 50% 的報復性關稅,工廠不得不裁減 30% 的工人。
流水線上的工人們面面相覷,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昨天還在為這項 “ 保護美國工業 ” 的法案歡呼。
最諷刺的是美國中西部的農民們 , 雖然外國農產品被高關稅擋在了國門之外,但歐洲人也停止購買美國農產品了。
愛荷華州的農場倉庫里堆積如山的玉米,價格已經跌到連運費都不夠付 , 那些 曾經抱怨法國小麥太便宜的農民,最終 選擇關掉自己的農場 。
讓我們看看這些觸目驚心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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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 1929~1933 年間,全球貿易額暴跌 60% 。美國出口額從 54 億美元驟降至 16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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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 從 1929 年的 3% 飆升至 1933 年的 25% ,相當于每四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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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 美國經濟總量縮水近 30% ,從 1040 億美元降至 730 億美元 (按當時幣值計算) 。
在芝加哥,失業工人排起的隊伍綿延幾個街區 ; 慈善機構的救濟食堂里,曾經的中產階級紳士們和流浪漢一起排隊領取免費的面包和湯。
四、曲終
1933 年,新上任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白宮地下室里發現了一份塵封已久的文件。
他的經濟顧問雷克斯福德 ·特格韋爾指著上面的數據 告訴羅斯福, 這就是 美國 “ 成功 ” 把全世界都擋在門外的代價。
第二年,羅斯福推動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法》 (RTAA) ,授權總統與其他國家談判降低關稅 , 無需國會逐項批準。
這打破了 1930 年《斯姆特 - 霍利關稅法》 (Smoot-Hawley Tariff) 的高關稅壁壘 (美國平均關稅一度超50%) ,標志著美國從保護主義轉向自由貿易。
國會將貿易談判權讓渡給總統,使貿易政策更靈活高效,為后續貿易協定 (如關貿總協定GATT) 奠定基礎。
1934~1939 年,美國與 22 國簽訂貿易協定,對協定國出口增長 61% (非協定國僅38%) ,農業和工業品受益顯著。
1934~1947 年間,美國通過雙邊談判將平均關稅從約 46% 降至約 25% ,促進了貿易增長。
RTAA 的互惠原則,成為 1947 年《關貿總協定》 (GATT) 的核心規則,推動戰后多邊貿易體系建立,最終發展為世界貿易組織 (WTO) 。
RTAA 雖然由民主黨推動,但戰后共和黨也支持自由貿易,形成“嵌入式自由主義” (Embedded Liberalism) 共識,即開放市場與國內社會保障并行。
部分行業面臨進口競爭,批評者認為協定犧牲了特定群體利益,但整體上美國經濟從全球化中獲益。
RTAA 成功扭轉了大蕭條時期的貿易孤立主義,推動了美國與全球貿易的自由化進程。
其核心邏輯 ——通過互惠協定降低關稅、擴大市場——成為現代全球貿易體系的基石。
RTAA 還直接影響了 1947 年 GATT 的談判框架,美國憑借其經濟實力主導了戰后以規則為基礎 (而非單邊保護) 的貿易秩序。
盡管后續出現保護主義回潮 (如1970年代或特朗普時期的關稅政策) ,但 RTAA 奠定的多邊合作框架仍深刻影響著當今國際貿易。
五、尾聲
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但總會驚人地相似。
任何大事件的發生,理由其實都差不多,無非就是保護自己,解決社會問題,保家衛國,等等。
這些理由當時看都站得住腳,只不過,結果卻有好也有壞。
那些因為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把整個國家和人民帶到坑里去,還把周邊國家都坑慘的歷史案例,比比皆是。
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檔案室里,保存著 1930 年那 1028 位經濟學家的聯名信 , 泛黃的紙頁上,有一句被反復劃重點的話: 關稅筑起的墻,最終圍困的只會是自己。
我不知道特朗普發起的這輪貿易戰會如何收尾,但歷史上類似的事件其實并不少,即使他們不是經濟的,如 1961 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如果說古巴太遠,普通人感受不到,那柏林的查理檢查站,雙方在僅有 100 米的路口,用已經裝滿炮彈的坦克對峙,高高的炮筒都瞄準了對方。
普通的柏林市民,最近距離地目睹了這場差點把世界帶入核戰危險的場面。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我想說的是,最后理性戰勝了一切,雙方最后達成妥協,避免了一場災難。
說實話,所謂的關稅大戰,比起 64 年前的柏林查理檢查站上的對峙,微小得多。
既然將人類置于毀滅的事件,最后都談妥了,我沒有理由不堅信,這場關稅大戰最終走向終結的地方,只有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 談判桌!
如果大家都不想兵戎相見的話。
當然,在談判桌上,大家應該有所堅持,但更重要的,是有所妥協。
因為,堅持只需要在胸口寫個 “勇”字,而妥協,要腦袋里裝滿智慧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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