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首爾冬夜的戒嚴事件，令韓國重新站在民主的十字路口。

撕裂的三個月后，尹錫悅迎來審判。據央視新聞消息，當地時間 4 日上午，韓國憲法法院就總統尹錫悅彈劾案進行宣判，憲法法院通過彈劾案，宣布罷免總統尹錫悅。

繼 2017 年樸槿惠被彈劾下臺之后，尹錫悅成為第二位被彈劾下臺的韓國總統。

隨后，尹錫悅發表對國民談話稱，沒能達到預期，非常遺憾。從 “ 反腐英雄 ” 到 “ 憲政破壞者 ” ，尹錫悅到底做錯了什么？

“錯誤的提拔”

至少在前總統文在寅看來，尹錫悅的上位就是一次 “ 錯誤的提拔 ” 。

檢察官出身的尹錫悅， 2016 年因徹查樸槿惠 “ 閨蜜干政門 ” 聲名鵲起，次年他被文在寅任命為檢察廳長，并先后完成了對韓國前國防部長金寬鎮和前總統李明博的起訴。 2019 年 6 月，他被文在寅破格提名為韓國檢察總長。

文在寅曾評價尹錫悅 “ 不畏權勢 ”“ 以不被任何人左右的態度、公正處理權力型腐敗 ” 。他在卸任后的一次采訪中也坦言： “ 我選擇他，是因為他敢于挑戰權力。 ”

從當時的韓國政治氛圍來看， 2017 年 “ 燭光革命 ” 后，民眾對政治清廉的期待達到頂峰，尹錫悅的 “ 正義 ” 人設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成為文在寅反腐行動的 “ 利刃 ” 。

然而，文在寅后來表示： “ 那個決定讓我后悔到今天。 ”

在尹錫悅被提拔的那一年，文在寅進行 “ 檢察改革 ” 。這是韓國政治史上一次深刻的權力重構，也直接導致了文在寅與尹錫悅的決裂。

此次行動的背景是：韓國檢察機關長期擁有偵查、起訴和公權監督的 “ 三位一體 ” 特權，被稱為 “ 韓國總統的劊子手 ” ，歷任總統下臺后多因檢方調查身陷囹圄，包括李明博、樸槿惠等。

為打破這一惡性循環， 文在寅于 2019 年推動設立 “ 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 ” （公調處） ，將檢方的偵查權剝離至警方，并賦予公調處獨立調查高官腐敗的權力。

值得一提的是，文在寅曾在回憶提拔尹錫悅的原因時稱，時任青瓦臺民政首席曹國面試了 4 位檢察總長候選人，另外 3 位都明確表示反對 “ 檢察改革 ” ，只有尹錫悅積極支持。然而尹錫悅上位以后，曾公開批評公調處是 “ 政治工具 ” ，并拒絕配合改革進程。

與此同時，文在寅的改革也遭遇保守派與財閥的激烈反撲。三星集團通過旗下媒體《中央日報》社論施壓： “ 改革應以經濟穩定為前提。 ” 后來《朝鮮日報》曝光， 尹錫悅的競選資金中， 37% 來自保守財團。

2021 年，尹錫悅辭去檢察總長職務，加入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宣稱要對文在寅政府進行 “ 積弊清算 ” ，并誓言 “ 若當選總統，必徹查文在寅 ” 。

2022 年，尹錫悅以 0.73% 的微弱優勢打敗當時的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當選大韓民國第 20 屆總統，用一年時間完成了從政治素人到國家領袖的跨越。

文在寅的幕僚曾警告： “ 尹錫悅容易沖動，難以自我克制。 ” 多年后，文在寅也承認： “ 我選錯了人。 尹錫悅的 ‘ 正義 ’ 只是權力的面具。 ”

“孤島式”的統治

韓國媒體曾評價 尹錫悅的執政風格為 “ 檢察官式威權 ” ，表現為外交激進主義、對抗性執政風格和權力集中化， 這些特點在政策推行和危機應對中展露無遺，也為后面的危機爆發埋下引線。

執政初期，尹錫悅以親美路線重塑外交，主張廢除文在寅的 “ 三不政策 ” ，推動追加部署薩德系統，甚至在白宮為拜登獻唱美國歌曲。為了配合美國 “ 印太戰略 ” ，他在強征勞工賠償問題上對日讓步，被國內輿論痛斥為 “ 屈辱外交 ” 。

尹錫悅所在的國民力量黨在國會僅占少數席位，但其執政風格卻充滿對抗性。 2024 年國會選舉失利后，尹錫悅拒絕與在野黨對話，甚至宣稱 “ 國會無權干涉總統權力 ” 。

上任兩年半內，尹錫悅 25 次動用總統否決權，創下韓國憲政改革 40 年來的紀錄。 比如面對國會要求調查其妻金建希涉嫌操縱股價的決議，他連續三次動用否決權，稱其為 “ 政治迫害 ” 。

此外， 尹錫悅的權力邏輯還與財閥利益深度綁定： 2024 年他任命財閥背景的金龍顯為國防部長，引發 “ 軍事 - 資本復合體 ” 的質疑。一名匿名議員透露： “ 尹錫悅的辦公室常出現財閥說客，他們帶著文件袋進出，像在自家公司開會。 ”

這種親財閥政策加劇了韓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民間貧富差距擴大，青年失業率攀升，進一步削弱了尹錫悅的執政根基。

目前韓國社會中， 保守派支持者 （多為老年人與地方選民） 視尹錫悅為 “ 秩序捍衛者 ” ，進步派與年輕群體則譴責其 “ 民主倒退 ” 。

這也就有了后來那一幕，戒嚴當晚，國會議員在民眾幫助下翻墻從窗戶進入國會，議員的輔佐官與秘書們也筑起路障，阻擋軍隊闖入議場。

長期以來對抗性的作風，最終導致尹錫悅的執政變成 “ 孤島式的統治 ” ，從而引發戒嚴之后的國會跨黨派彈劾， 204 票的高支持率連執政黨高層也倒戈相向。

違憲的權力豪賭

事后披露的種種細節，更是暴露了尹錫悅在掌權上的傲慢。

韓國《憲法》第 77 條明確規定，戒嚴令必須經國務會議審議。然而，尹錫悅的戒嚴程序僅召集 11 名國務委員，會議持續 5 分鐘，中小企業部長吳姈姝被 4 通電話催趕到場，只為湊足法定人數。

韓國前外交部長趙太烈曾試圖勸阻，被尹錫悅斥責： “ 外交官不懂國家安全！ ”

《韓國戒嚴法》規定，戒嚴僅適用于 “ 戰時或國家緊急狀態 ” ，然而尹錫悅發動戒嚴的源頭是認為在野黨提出的預算削減案是在 “ 玩弄 ” 國家財政。

當時韓國國會呈現“朝小野大”的局面，但反對黨在國會席位未超過三分之二，成為尹錫悅鋌而走險發動戒嚴、并試圖以軍事手段壓制反對派的底氣之一。

后期尹錫悅“啟蒙性戒嚴”的說辭，也被輿論嘲諷為“政治獨裁的遮羞布”。

事實上，相比樸槿惠的“親民路線”和李明博的“務實保守”，尹錫悅的執政更接近全斗煥式的“危機動員”。他將反對派定義為“反國家勢力”，并宣稱： “法律是維護秩序的工具，必要時需打破程序。”

根據一份被曝光的軍方“抓捕名單”，戒嚴當晚，李在明等68名反對派議員被尹錫悅列為目標。前特戰司令郭種根的證詞顯示：尹錫悅曾直接下令“砸碎大門進入國會”，并要求士兵使用電擊槍和實彈。國情院前高官洪壯元公布錄音的錄音也顯示，尹錫悅曾表示：“不聽話的議員，全部抓起來！”

前國情院官員洪長元在庭審中稱：“總統單方面決策，將國家推向憲政危機。”

尹錫悅律師團曾援引美國特朗普案，主張“總統行使憲法權力不受司法審查”，但韓國憲法法院明確駁回， 強調“民主基本秩序”高于總統特權。

歷史的回響

孤島式的統治、外交路線的失衡、總統權力的濫用，最終讓尹錫悅走向政治深淵。

然而回看歷史，尹錫悅的行為也有著獨特的路徑依賴。 數據顯示， 自 1948 年建國以來，韓國曾 16 次拉響戒嚴警報，其中 12 次與鎮壓民眾有關。

最早的戒嚴始于 1948 年 10 月，當時韓國政府成立不到兩個月。首任總統李承晚為鎮壓濟州島起義，在戒嚴法尚未頒布的情況下，直接套用日本殖民時代的軍事鎮壓模板，將島嶼變成焦土。這場屠殺中，濟州島每 10 人中就有 1 人喪生，幸存者至今不敢公開談論那段歷史。

韓國作家韓江曾在《不做告別》中以文學之筆揭開這段傷疤： “ 死者的血滲入土地，卻在地表結成了沉默的痂。 ”

這種暴力傳統在冷戰陰影下不斷進化。1961年樸正熙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后，將戒嚴令升級為“國家安保”工具：他修改憲法，用《國家安保法》將數萬知識分子、學生甚至普通市民打入“赤色分子”黑名單。

2024年，當尹錫悅宣稱戒嚴旨在“鏟除反國家勢力”時，他口中的“國家理性”實則植根于朝鮮半島未愈的傷口。

必須要提及的一個背景是， 由于朝韓尚未宣布終戰，韓國至今仍是與朝鮮處于敵對狀態的準戰時國家。

韓國思想家白樂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朝鮮半島的分裂已在朝鮮戰爭后的70 多年“非戰非和”狀態下，在南北巧妙的共生關系中，逐漸演變固化為一種體制，他將之命名為“分裂體制”。 而分裂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雙方內部會不斷自我繁殖鞏固分裂的動能，從而使得分裂難以輕易化解。

韓國的戒嚴史便是典型例證。總統可以隨時以“國家存亡”為由，將異見者定義為“敵人”；政府可以隨時利用分裂的現實來制造“國家緊急狀況”，以合理化對國內反對者的鎮壓。《國家安保法》第7條中“贊揚、同情朝鮮”的模糊罪名，就像一把鈍刀，日復一日地切割著社會的言論自由。

無論如何，這場危機都已暴露韓國民主制度的缺陷：當民選領袖以法律之名踐踏法律時，制度能否自我糾錯？

答案或許不在法庭，而在街頭舉著“1987≠2025”標牌的普通市民手中。

（本文信息綜合韓聯社、路透社等外媒）

參考文章

[1]?尹錫悅上臺第一件事，不去青瓦臺，現身地下掩體，牢牢抓住軍權

[2]?韓媒:尹錫悅彈劾案迎來“收尾階段”，緊急戒嚴與逮捕名單成核心爭議

[3]?宣布參政不到一年?“政治素人”尹錫悅當選韓國總統

[4] 8小時生死辯論，韓憲政地震一觸即發:尹錫悅案或重塑韓國權力游戲規則

[5]?人物韓國新當選總統尹錫悅:政壇素人“出道”即登頂

[6]?尹錫悅彈劾案宣判在即 韓國警方將實施最高級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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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韓國雙雄的政治軌跡:尹錫悅的困局與文在寅的遠見

[9]?尹錫悅彈劾案宣判在即 韓國擬部署逾萬名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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