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之間，中美關稅連續經歷兩個回合交手。

2025年4月8日，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輸美商品征收“對等關稅”的稅率由34%提高至84%。加上此前已經征收的20%關稅，累計關稅稅率提高至104%。

中方再度強硬反擊，4月9日晚間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布公告，自2025年4月10日12時01分起，原產于美國的進口商品關稅稅率，由34%提高至84%。

這與2018年的貿易戰一脈相承。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保護國內居民收入與就業機會”為名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美國前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與現任首席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秉持“高關稅推動美國崛起”的理念，認為自由貿易會導致貿易逆差擴大、制造業衰退和居民收入的下降。

這些舉措雖旨在迫使產業鏈回流、增加就業機會和提高美國國內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但實際效果怎么樣呢？

《鳳凰WEEKLY財經》邀請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副教授單宏宇，聯合香港大學金融學講席教授林晨與南開大學金融學助理教授田達，通過分析6萬戶美國家庭在過去兩年半的近億條消費記錄，嘗試解析保護性貿易政策將如何重塑消費。

被關稅“誤傷”的美國家庭

過往數據顯示，貿易戰帶來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預期，許多美國家庭在保護性關稅政策下遭遇了“誤傷”。

我們利用美國尼爾森消費者數據庫 （涵蓋2017—2019年6萬戶家庭的消費記錄） ，結合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深入分析了貿易戰前后美國家庭的消費、工資和就業變化，得出的結論是， 高關稅政策不僅未能帶來經濟繁榮，反而直接影響了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

在保護性關稅重點支持的地區，家庭季度消費平均下降1.11%~1.23%：這一影響對美國拉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來說尤為負面，因為同期美國GDP增長中的個人消費增長平均值僅為2.34%。

此外，我們發現，受保護地區家庭的工資增長率下降1.23%；盡管就業崗位的減少并不顯著，但勞動力市場僵化。面對收入縮水，美國家庭不得不削減非必需消費，美容健康產品支出下降4.6%，非食品雜貨減少3.98%，而牛奶、生鮮和肉類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則保持相對穩定。

這一現象反映出， 貿易戰并未實現政府所承諾的經濟振興，反而讓普通家庭在現實中經歷了更大的財務壓力。 因此，保護主義政策未能帶來預期的繁榮，反而讓普通家庭的錢包變得更加緊張。

誰在貿易戰中“受傷”？中產與中年人的雙重困境

我們的研究進一步分析了不同群體在消費收縮方面的差異， 發現貿易戰對美國中產家庭的沖擊最為顯著 。數據顯示，年收入在5萬至10萬美元的家庭消費降幅最大，達到1.9%，而低收入家庭 （年收入低于3萬美元） 受影響較小。

這一現象的根源在于， 中產階層更依賴穩定的薪資收入，他們的生活支出結構也較為固定，對工資波動和經濟不確定性更加敏感。

因此，當關稅政策導致企業縮減成本、薪資增長放緩甚至裁員時，中產家庭往往會更快地減少非必需品支出，以應對未來可能的收入下降。相比之下，低收入群體本身消費能力有限，日常支出以基本生活需求為主，因此受貿易戰的直接影響相對較小。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美貿易戰始于2018年中期，但消費層面的沖擊主要在2019年顯現，這一時期成為中產家庭支出收縮最為明顯的一年。

此外，不同年齡群體在消費變化上也呈現出明顯分化。研究發現， 嬰兒潮一代 （1946—1964年生） 和X 世代 （1965—1980年生） 的消費收縮尤為明顯，而千禧一代 （1981—1996年生） 的消費變化并未表現出顯著性。

這一差異可能與家庭資產和經濟責任有關，年長者通常已步入或接近退休階段，對市場變化更為敏感，而X世代正處于事業高峰期，收入下降直接影響其家庭支出。相較之下，千禧一代的樣本量相對較小，消費模式仍處于變動之中，因此在數據層面上難以得出明確的趨勢。

從地域分布來看，貿易戰的最大受害地區竟然是本應受到保護的“ 鐵銹地帶” ——以中西部制造業城市為主的區域，也是美國工業經濟的核心。然而，由于供應鏈斷裂，許多本土制造企業無法承受關稅上升帶來的成本壓力， 不僅未能恢復制造業活力，反而加劇了經濟困境 ：工廠訂單減少，企業裁員增多，使得本就面臨衰退壓力的“鐵銹地帶”雪上加霜。

作為美國汽車工業的核心區域，密歇根州的遭遇成為貿易戰沖擊制造業的縮影。該州汽車制造商面臨進口原材料關稅的大幅提升，直接推高了整車生產成本。以福特公司為例，其位于密歇根州的制造基地因原材料價格飆升，不得不采取產能壓縮與人員精簡措施。

這種產業震蕩在鄰近的俄亥俄州同樣顯現——通用汽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Lordstown組裝廠在關稅政策實施后宣告關停。研究團隊通過數據分析發現，這些制造業密集地區的消費下降幅度遠超其他地區，顯示出貿易戰對地方經濟的長期負面影響。當政策制定者試圖通過關稅筑起產業保護高墻時，實際摧毀的正是鐵銹地帶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生存根基。

我們通過數據分析發現，這些制造業密集地區的消費下降幅度遠超其他地區，顯示出貿易戰對地方經濟的長期負面影響。因此，貿易戰未能挽救“鐵銹地帶”，反而讓中產家庭成了最大輸家。

為什么關稅越加，消費越少？供應鏈的“蝴蝶效應”

關稅政策本意是保護本土企業，促進就業和收入增長，但現實卻與理論相悖。我們的研究發現，兩個主要機制導致了這一結果。

首先是供應鏈的“ 斷鏈” 效應 。美國企業在全球化進程中早已與中國形成深度產業分工，關稅的增加無異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以制藥行業為例，美國藥企有30%的原料藥依賴中國進口，關稅推高了生產成本，使得本土企業不得不縮減工資甚至裁員，最終影響行業穩定。

而在電子產業，如蘋果、戴爾等美國公司長期將生產外包至中國，加征關稅后，進口成本飆升，尤其是計算機和電子產品行業的關稅增幅位列第三，而該行業恰恰是美國從中國進口最多的品類，導致企業運營成本大幅上升，進一步抑制投資和就業擴張。

研究團隊的行業上下游權重分析表明， 那些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的行業，消費下降最為明顯。

其次是需求萎縮導致了工資下降的連鎖反應。 關稅提高了企業成本，壓縮了利潤空間，最終影響薪資水平。數據顯示， 受貿易戰影響的行業中，制造業的工資降幅是非貿易行業的兩倍 ，收入減少導致工人不得不縮減支出，進而抑制消費增長。供給端成本上升和需求端支出下降共同作用，形成惡性循環，使經濟活力進一步受損。

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未能促進美國經濟，反而讓企業和消費者雙雙受挫，最終拖累整體市場的穩定性。

保護性關稅對家庭消費的多重影響與爭議

保護性貿易政策的初衷在于恢復收入并創造就業機會，但其對美國家庭的實際影響仍然存在較大爭議。

一方面，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對等關稅將導致生產效率的降低和消費品價格的上漲，從而加重依賴進口的美國企業和其雇員的經濟負擔。例如，IT巨頭惠普公司、鋁業公司Alcoa和玩具制造商Mattel等公司都表示，電子產品、鋁和玩具行業的保護性關稅導致了其近期的大規模裁員。

另一方面，有關稅的支持者們認為，提高關稅有助于緩解“全球化沖擊”，即進口對美國制造業企業及工人帶來的負面影響。以本田公司為例，為應對美國汽車進口關稅政策調整，該公司將思域車型的生產線從墨西哥回遷至美國印第安納州，從而增加印第安納州就業并改善當地家庭財富水平。

兩種觀點的沖突，折射出保護性貿易政策的核心爭議： 盡管特定產業可能受益于政策干預，但整體社會福利的凈效應仍存在不確定性，特別是政策帶來的分配效應在不同經濟群體間呈現顯著差異。

美國的保護性貿易政策將通過三個渠道重塑國內消費。

首先是關稅的傳導效應。 關稅的增加將傳導到美國國內的商品市場，一方面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另一方面導致產品供應種類減少。當消費者面對更高的單價和從貨架上消失的心儀產品時，家庭消費支出將會下降。

其次是各國的反制措施效應。 其他國家為回應美國的保護主義政策可能加征關稅，進而導致美國的出口產業受損，特別是美國的農產品、能源業以及飛機制造業的就業群體收入銳減，進而導致這部分居民的消費支出下降。

最后一個影響機制則備受爭議。 特朗普及其貿易團隊幕僚認為關稅通過保護本國產業，增加就業機會，最終會為美國人民帶來正向的收入變化，從而促進消費的增加。

我們的結論是，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數據證明， 受特朗普政策保護地區家庭的消費能力大幅縮水，工資下降，供應鏈斷裂的代價遠超預期 。

從?“中國沖擊”?到?“關稅反噬”

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廉價消費品如潮水般涌入美國市場， 服裝、家具 等行業首當其沖，成為受沖擊最嚴重的領域之一，導致美國制造業崗位流失約240萬個。

但這一時期，中國商品壓低了美國通脹率1~2個百分點，消費者每年節省約1000億美元支出，形成 ?“ 就業沖擊”? 與?“ 價格紅利”? 并存的矛盾局面 。

然而，2018年貿易戰爆發時，中國的出口結構已悄然質變。 資本品和中間品 占美國進口份額從2001年的10%飆升至2017年的38.8%， 電子元件、機械部件等關鍵領域 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此時加征關稅如同?“卡住美國企業的脖子”——?蘋果公司每臺筆記本電腦因關稅增加150美元成本，波音737MAX因中國產鈦合金部件價格上漲導致交付延遲。

更諷刺的是， 貿易戰未能逆轉全球化分工，反而加速了供應鏈重構的陣痛。 美國企業試圖將生產線轉移至越南、墨西哥，但這些國家基建滯后、技術工人短缺，導致越南電子產業成本比中國高15%～20%，墨西哥汽車零部件產業因電力供應不穩定頻繁停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關稅戰引發的供應鏈重構并非局限于這兩個地區，正逐漸向印度、東南亞其他國家以及東歐、拉美等具備一定產業承接基礎的區域蔓延。

反觀中國，在這場供應鏈重構浪潮中依然展現出強勁的競爭優勢。作為全球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完整的產業鏈集群、成熟的基礎設施以及龐大的技術工人儲備，是其他地區短期內難以復制的優勢。這場產業鏈重構的代價將最終轉化為美國消費者的“隱形稅單”：美國消費者承擔了關稅成本的60%以上，汽車關稅的上漲使得本土車企因供應鏈斷裂被迫裁員降薪，這種供應鏈紊亂與成本上升的復合壓力，正在制造“通脹-加息-衰退”的政策回旋鏢。

貿易戰的最終結局再次證明， 在高度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下，沒有真正的贏家。 保護主義政策的局限性顯而易見，關稅不僅無法解決產業鏈全球化的問題，反而加劇了本土企業的成本壓力。

現代制造業的供應鏈錯綜復雜，任何一個環節的成本上升都會影響整個行業的競爭力。對于依賴國際市場的企業而言，關稅增加意味著更高的生產成本，而這些成本最終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使得市場活力進一步受限。

與此同時，消費者正承擔著看不見的經濟代價。家庭消費的持續萎縮不僅影響個人生活質量，更可能拖累整體經濟增長， 形成 “ 低增長- 低消費” 的惡性循環。 當工資增長放緩，物價上漲，消費者的支出意愿下降，市場需求隨之萎縮，企業盈利能力受限，最終導致投資減少和就業機會減少。這種趨勢一旦形成，將使經濟復蘇變得更加艱難，使社會的不穩定性進一步上升。

面對這樣的現實，繼續沿用過時的貿易手段無異于緣木求魚。用19世紀的工具應對21世紀的經濟環境，注定無法奏效。 未來的經濟競爭不再是簡單的貿易壁壘比拼，而是對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勞動力再培訓能力的較量。 只有通過提升自身競爭力，而非依賴關稅壁壘，美國才能真正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并在國際經濟舞臺上保持優勢。

未來：中美博弈下的經濟新常態

在中美博弈持續深化的背景下，全球經濟正步入 ?“ 去全球化”? 與?“ 技術脫鉤”? 交織的新階段 。美國通過關稅政策和技術限制試圖重塑供應鏈，中國則加速高端制造自主化，雙方在半導體、新能源等領域展開激烈競爭。

盡管貿易戰給全球經濟帶來了不確定性，但全球化并不會因此倒退，而是將在新的形式下繼續演進?？鐕髽I在供應鏈重構中尋求更靈活的布局，消費者在價格壓力下調整消費習慣，而政策制定者則在經濟利益與政治考量之間不斷尋找平衡。

在這種復雜的博弈中，各方都需要適應新的經濟現實，找到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未來的競爭不再只是關稅和市場份額的較量，而是圍繞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供應鏈重塑展開的長期較量 。

本文編輯自研究論文“The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Protectionism”，原文作者為：林晨（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商學院副院長、金融學講席教授），單宏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副教授），田達（南開大學金融學院金融學助理教授）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鳳凰WEEKLY財經 ，作者：單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