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以來，哈爾濱旅游持續火爆，“南方小土豆”相關內容頻繁見諸報端。這一稱呼，始自部分到東北旅游的南方游客的自我調侃，如“南方小土豆勇闖大東北”，而后被廣泛用于社交平臺分享和當地文旅宣傳，游客班車用擴音器播放“土豆王子土豆公主土豆寶寶請上車”，餐館推出“小土豆套餐”，冰滑梯的工作人員直接用“小土豆”稱呼游客，《人民日報》更發表公眾號文章稱：“爾濱”“身高185”，是“討好型人格”，特長是“寵南方小土豆”。

網絡上，“南方小土豆”和“東北糙漢子”的各種“嬌妻文學”也開始涌現。隨后，網民圍繞“小土豆”稱呼是否隱含歧視、矮化或地域偏見展開激烈的爭論，也有人認為該稱呼暗含對“嬌妻文學”、自我物化與不平等關系的推崇；有人稱對此深感被冒犯，也有人稱“小土豆”根本不符合東北語用習慣，更遑論其為東北對“南方”的“歧視”用詞。截至本文寫作之日，Bilibili上涉及“小土豆”一詞的文旅宣傳視頻大多已關閉評論區。

“南方小土豆”本身包含著一種不言自明的信念：我們能夠以客觀特征界定和識別某群體。 起先，該詞關注以下特征：在東北游玩的南方游客 （尤其是年輕女游客） ，大多身材嬌小、穿淺色羽絨服、戴可愛帽子。隨著該詞所指逐漸擴張，所包含的特征便愈來愈多，飲食習慣、衣著打扮、衛生清潔、個性特點不一而足：“喝牛奶要用吸管”“吃烤紅薯要勺子”“每頓只能吃十個餃子”“洗臉用濕毛巾擦臉”“看見雪很興奮”“說話非常溫柔”……更令人驚異的是，各種“識別南方小土豆”“北方人如何假裝小土豆 （以“蹭”到福利） ”的帖子也應之而生。

這事實上反映了以體質和文化等“客觀”特征定義人群 （族群） 的最大漏洞： 所謂標準根本無從清晰劃定，且其只能反映人群最一般的內涵。 這些內涵從來無法一一呈現在每個個體身上，自然也不能以是否符合諸“標準”判定人們的歸屬。如果說“每頓吃十一個餃子”者就與“吃十個”者歸屬不同人群，甚至關乎其是否為“南方人”，顯然是很荒謬的。

再者，“北方人如何假裝小土豆”等帖的出現，反映出體質與文化特征的模糊、可變以及被作為工具和策略來使用的可能，也就是說，若客觀特征真可用于劃分人群，那也必是因為人們的主觀需要和創制。

然而， 要想理解“小土豆”引起的激烈爭論，就必須回到始終存在于身份歸屬/認同的主客觀定義之中的張力——其在連結個體與結構兩個層次的社會機制中普遍存在——上來。 既然任何涉及身份歸屬/認同的互動，都存在主客觀定義間的張力，就必須關注：其在何種文化、經濟和政治動因及特定的社會變遷中可能導向爭論乃至沖突？

當“小土豆”從部分游客的“賣萌”“自嘲”“自我調侃”，演變為商戶對游客的統一稱呼與社交平臺上對“南方人”的分類實踐，“南方人”對失去自我身份歸屬定義的控制權難免感到不適。這種不適感在官方媒體大力鼓動、推廣時幾乎達到頂峰。如果我們均同意，民族國家體系是現代人類活動的首屬制度場域，而現代國家是以公民身份認同為基礎組織起來的政治實體，那么一個普遍的政治國家應當推動公民認同的構建以維系共同的社會生活，這當然包括了公民間平等與相互尊重的關系。

當然，以地域、國家識別的“民族”乃至各種亞文化與“趣緣”形成的群體性認同遠未消失，而是時刻參與著各種層次的社會互動和交流。當官方媒體下場，限定于“東北文旅商戶”與“南方游客”之間的“小土豆”脫離了特定互動情境，“南”“北”這兩個方位代詞又足以涵蓋整個國土，于是鋪天蓋地的新聞宣傳將全部國民——無論表現出何種態度——都拖入了這場分類劃界的“游戲”中。盡管近年來狀況頻仍，但在中國，官方媒體依舊擁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一方面，基于特定地域或生活方式的族群認同依舊是我們個人歸屬中的重要組成；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公民或國族認同又長期為我們所接受和習染。當主導話語過于深入地代替個人在日常生活層面進行自我歸屬定義和分類實踐，并或有意或無意地促成對多樣而豐富的體質、文化特征和生活內涵的忽視時，人們很難不對此深感擔憂—— 作為個體的“我”可以在生活里、朋友間自我調侃、使用綽號，但是國家政治力量不應當代替“我”如此行事。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都成了巴特所言的“邊界” （邊緣群體） ，因為“南方”在地理與文化上都太過模糊，而我們大多尚不愿放棄這一認同，于是圍繞著何為“南方”、何謂“小土豆”、“小土豆”有無冒犯展開激烈論爭。

近年以來，經濟增速顯著放緩，“經濟下行”“消費降級”與就業困難成為普遍感受，“提振內需”類似措辭反復在政府經濟工作相關文件中出現。在這一背景下，哈爾濱旅游熱潮其實與2023年的“淄博燒烤”狀況相似：具有優秀性價比的地方旅游在內外推動下異常火爆。“盡心服務”“你來我往”的場面至少在信念上足以影響人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也無怪乎地方與中央媒體不遺余力地宣揚。

然而，淄博所選擇的“淄博燒烤”“好客山東”等宣傳話語只訴諸“熱情好客”這樣一種樸素的情感和共識，既無法脫離具體情境使用，也沒有留下被解讀為對他群體含有冒犯之意的空間，更不涉及以族群/群體身份給予特別對待的可能。

相較之下，哈爾濱的宣傳策略與實踐則有待商榷。“說者”縱然并非有意，“聽者”卻未必無心。 在一個正致力建設共同體意識的國家之中，個體的自我認同與社會結構的互動、群體/族群邊界的變動以及隨之衍生的種種群體/族群現象，無疑值得審慎對待。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行業研習 （ID：hangyeyanxi） ，作者：葉智陽，編輯：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