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東高調宣傳外賣業務，中午趁著有優惠點了一份。對于某東向同行的宣戰，以及對外賣行業做出的承諾，具體落地情況和影響還需觀察，暫不點評。就算按計劃招滿十萬全職五險一金的騎手，也不過是占整個行業百分之一的水平。當然，對于互聯網平臺來說，這總歸是在履行社會義務方面的一個進步。

至于東子宣稱的要控制外賣凈利率不超過5%，則受到頗多爭議。這看起來本來應該是表達某東外賣要以微利為導向，但摩根大通給出的數據顯示全球外賣行業平均值為2.2%，某團外賣業務2024年凈利率2.8%。乍一看起來外賣行業平均利潤率好像很低？實際上拆開財報看，外賣毛利率是很高的，凈利率可以“優化”，這是其一；其二是外賣業務是本地高頻業務，帶來的用戶和數據價值遠不是財報上明面的利率能體現的。

這里估且認為東子說的5%利潤率和平臺們目前財報體現的并不是同一個事情。事實上對外賣平臺們來說，目前的所謂“行政成本”、“銷售成本”等等還有很大的壓縮空間。

這里從一個行業內司空見慣，新聞也從不鮮見，但一到討論行業問題的“正經場合”就總被忽視的切口來討論， 就是平臺內部的腐敗問題。 這兩年從極氪爆雷，蔚來巨額虧損，小鵬引入長城王鳳英進行供應鏈反腐等等事情中可以看出，新興科技企業內部的腐敗問題很多時候比老牌企業還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這種腐敗問題是真的能影響企業的生死存亡。

長期以來，我們的一些媒體喉舌，資本肉喇叭等等一提到企業腐敗問題就把矛頭指向國企，卻一直有意無意地無視國企有完善的監管體系，私企缺乏外部監管，腐敗問題容易更為嚴重的事實。

互聯網企業當然同樣存在著大量腐敗現象，其中外賣平臺內部的腐敗問題很有代表性。外賣業務雖然最終面向C端的消費者，但重點在于管理B端的兩頭，商家和各地的代理商。

在商家一端，明面的是買流量和曝光，暗面的是限流和對于差評的處理，關于這點已經被社會廣為詬病。代理商一端發生的事情更傳統，比如行業早年總是能聽到某某平臺城市經理一下飛機就被地方各路活力人士土豪鄉紳團團包圍，不到兩年房車齊備盆滿缽滿之類的故事。

自從《困在算法里的外賣騎手》一文爆火之后，整個社會對平臺算法對勞動的壓榨和異化進行了大量批評，但實際上，算法本身作為一種技術，在這個行業背了太多的鍋。比如說，算法能解決內部腐敗問題嗎？比如說，算法能緩解平臺們內部日益內卷畸形的KPI考核體系嗎？當算法把騎手履約質量優化到99%后面小數點一位，但在新一輪優化淘汰的考核中，KPI指標變成了99%后面小數點兩位，這時候算法還能有多大用處？ 到小數點兩位的份上，真的還有必要做什么提升和考核嗎？ 但為了KPI，也只能是死命壓榨騎手，壓到哪步算哪步了。

在這個互聯網流量紅利已經見頂，整體告別了野蠻擴張的時代，大部分公司給員工提供的都已經不再是一個從前幻想中的“高科技體面鐵飯碗”。這種時候面對失業風險，要么在走人之前利用漏洞多A些錢并祈求不被發現，要么死命搞KPI謀求不被優化甚至獲得晉升，就成了內部收益最大化的選擇。而平臺內部底層和高層間差距極大的薪酬水平，又進一步增加了A錢或者死卷KPI的心理動機。

所以，雖然平臺們想要對腐敗“零容忍”，但行業的內卷和公司內部的內卷，讓壓力從上到下層層傳導，讓腐敗不可能被杜絕， 最終轉嫁為社會運行的成本。

幾年前我們就在文章中提到過，外賣平臺很有可能是我國最先發生某種變革的互聯網業態。一方面，外賣業務和其他互聯網業務比，更具有社會基礎設施性質；一方面，在房地產周期衰退，產業進一步升級，大量傳統業態和社會中間管道即將淘汰，AI興起等大背景下，未來市場基層就業的主體會從從前的廣大中小企業身上轉移。 這種大背景下，如何進一步規范和保障外賣從業者的勞動環境和權益具有極重要的探索意義。

一個如此重要的涉及社會基礎服務和大規模勞動力雇傭的業態，必須要具有普惠性，低成本等屬性。然而，外賣平臺說到底并不屬于公眾，而是屬于互聯網企業和其背后的資本。比如，某團的外賣要為其他版塊以及股價利潤做支撐，某餓又是阿里生活服務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導致對流量和利潤的追求始終比社會公益性更靠前。

更不用說，對于互聯網行業來說，再基礎的服務業態，本質上追求的也是高利潤高股價，從業者進來追求的是拿高薪而不是作為一個基層工作者做奉獻。種種這些加上腐敗問題， 最終就讓運轉成本高企，與社會基礎服務的要求背道而馳。

那怎么降低追求利潤、股價、高薪、腐敗等等帶來的高成本？我們曾經幾次分析過為什么目前不光我國還是全世界，都還沒有巨型互聯網平臺國有化案例的原因。

從成本角度分析，巨型互聯網平臺假如以國有屬性為目標改革，就不能再以純粹盈利為目標導向，也不可能再用創始人權威，天價年薪，股權期權激勵等等去維系龐大的人才數量，這樣的平臺就會從印鈔機，變成成本極高管理極復雜的對象。

同時在還有市場競爭，尤其是美國科技競爭的情況下，也容易因互聯網業態的飛速迭代而落后。這只是可能面臨的問題的一部分。我國互聯網發展到跟美國齊頭并進不過十來年時間，對于控制治理成本的追求，讓政府在之前并沒有這樣的動力和迫切需求。

從以上分析可以推想，外賣作為一種相當長時間內應該都不會顛覆的服務模式，以低成本服務要求和從業勞動者保障為抓手，應該說可以實現規避互聯網式迭代淘汰的問題，是一個進行國有化嘗試的可行入口。

退一步說，外賣平臺能不能也出現按“胖東來”愿景組織的企業？這也是有可行性的。東子的凈利率不超過5%表態就讓我想到了胖東來的凈利率——4.7%～4.8%。胖東來的口碑是高勞動保障和良好的服務態度，秘訣則是成本管理和優渥的待遇。由于區域市場總量的有限性， 胖東來在一個區域內可以出現，但不能實現普及 ——因為有限的市場內并不需要這么多高質量高流量企業。

因為事實上胖東來的超額利潤還來自于其口碑，大家愿意花錢購買胖東來的自營產品，這些產品質量放心、但毛利率也相對較高。當出現一個胖東來，社會該討論的就是哪家同類企業該倒閉了，而不是指望區域內所有企業可以在不大量淘汰的情況下向胖東來看齊。

同時，在線下被線上侵蝕的情況下，商超領域的總盤子增長也并不樂觀。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胖東來實際上不太可能完成對全部商超的模式替代，甚至我們假設一夜之間全部線下超市都變成了胖東來，恐怕胖東來的毛利率會出現比較明顯的降低。

但外賣平臺不同，這種巨型平臺，市場上只能同時存在幾家，短期內也不會面臨被顛覆，而且外賣平臺相對于胖東來等需要科層化的線下組織來說， 外賣平臺更急需扁平化。 胖東來的管理體系和薪酬體系，或許一些讀者也在網上見到過類似的圖樣，而外賣平臺就不同了，其組織結構更加的賽博化、扁平化。

早年“千團大戰”的情形并沒有在外賣領域出現過。

如果社會鼓勵要求平臺向更普惠的基礎設施，告別金融資本屬性的方向發展，并強制要求勞動保障托底，那么在這樣的前提下競爭，很有限的競爭者中，勝出的平臺就可能是外賣領域的胖東來。因為在這種前提下， 它就必須走真正優化成本+合理分配結構促進競爭力的路子，而不是表面在壓榨騎手降低成本，實際上內部各種制度性成本和腐敗成本高企。

當然，這個過程中會有些“陣痛”。一方面，走這種路線的平臺可能會失去那些年薪幾百上千萬甚至上億的“高管人才”們的青睞， 這倒是個檢驗天價薪酬人才們對社會的正向作用到底多大的實驗機會； 另一方面，對從業者的勞動保障托底會意味著配送價格在一段時間內的一定上升，但這種上升和當前平臺兩頭壓榨導致的價格上升不同，對整個社會的意義是正向的。 這又是個檢驗整天呼喊分配公平的城市群體們到底是不是真正支持分配公平的機會。

最后多說幾句，這幾天有新聞稱“某團創始人微博清空”，實際上是之前設置了半年可見。雖然是烏龍新聞，但讓我想起前幾年某團身陷反壟斷調查時，該掌門人在他自家的飯否上發了個“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熟悉他從早期創業到現在一路言行表現的人不難理解這背后的心態。

以筆者自己對互聯網大佬們的評價坐標體系來說，早期以BAT為代表的第一代創業者，雖然很多問題被人詬病，但他們肯定清楚自己的成功離不開國內的市場條件和政策的寬容，所以雖然都有外資或美股背景，但言論思維上不會非常以西方價值觀為本位。

新一代的創業者中，以某火星人、和傅盛、王小川之類為代表，認為源自硅谷的技術成就一切，市場是自己靠技術獲得的，出海也一樣能成功。所以這類人的言論思維更多以西方價值觀為本位，對中式價值觀常常表現出不認同。但不管怎么說，如TikTok確有靠技術在海外開拓市場的資本，這也算是一種言行一致。

然后最讓人不可理解的一類人是什么呢？就是明明完全依靠國內市場和政策環境發展起來，明明完全離不開國內市場，很難進軍海外，但言論思維也以西方價值觀為本位的那種人。 這是何其的擰巴呢？

近年來，我國學界經常研究的一個舶來概念“社會企業家”，其實質精神也鼓勵這樣的社會理論創新、社會實踐創新，社會企業家的理念，鼓勵企業家更多回饋社會、“少賺錢、多做貢獻”。在當下，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型經濟體，困擾我國的根本性矛盾，實際上是剩余價值規律本身。

多年來，我們反復強調中國經濟發展要做好分配，這就是因為剩余價值規律本身已經成為了我國經濟運行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甚至圍繞我國現階段主要的矛盾，也與之深深相關 （此處不展開） 。我想，這樣的問題已經被許多人看明白了，這恐怕也是于東來、雷軍和今天的劉強東可以喊出“5%凈利率”的原因，比起同道中人的憤怒，他們或許更加看重的是歷史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