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菲特很少在致股東信中評論美國政府，更不會“指點江山”。不過今年大家一致認為，巴菲特委婉地這么做了。

在致股東信的中間部分，巴菲特首先回顧了伯克希爾公司向美國財政部繳納稅收的情況，從1965年因連年虧損分文未交，到2024年向聯(lián)邦政府繳納了268億美元的稅收，占美國所有公司繳納金額的5%左右。此外，伯克希爾還向外國政府和美國44個州支付了大量所得稅。

然后巴菲特介紹了伯克希爾資產組合情況，特別解釋了為什么現金頭寸占比其實并沒有某些評論員所理解得那么高，并表明自己在優(yōu)秀的企業(yè)與現金之間，永遠會選擇前者，請股東們放心。

他進而解釋了為什么主要投資于美國。他說：“這個國家在其僅僅235年的存在中所取得的進步，即使是1789年最樂觀的殖民者也無法想象的，那一年美國通過憲法，釋放了國家活力。”

他一如既往地對美國表示感恩，他說： “正如查理和我一直承認的那樣，如果沒有美國，換了在任何其他地方，伯克希爾都不可能這樣成功；而如果沒有伯克希爾，美國照樣成功。”

然后他說：“所以，謝謝你，山姆大叔！有一天，伯克希爾的侄子侄女們希望向您繳納比2024年更多的錢。請明智地花這筆錢。照顧好那些本身并無過錯卻很倒霉、生活潦倒的人。他們應該得到更好的待遇。還有，永遠不要忘記，我們需要您來維持穩(wěn)定的貨幣，而這既需要智慧又需要警惕 （wisdom and vigilance） 。”

“山姆大叔”是美國的擬人化綽號。巴菲特希望山姆大叔也就是美國政府做好兩件事情， 一是照顧好低收入弱勢人群，二是維持美元穩(wěn)定。

在西方發(fā)達國家中，美國的醫(yī)療、教育、養(yǎng)老等福利保障明顯偏低。相比于加拿大、英國、法國等國，特別是北歐諸國，美國更像一個達爾文叢林社會，弱肉強食。這個社會對個體的要求、預期是愿賭服輸，自生自滅。

福利到底多高為好？這有一個平衡的問題。如果橫軸代表福利多少，豎軸代表社會效率，那么社會效率與福利之間的函數是一個倒U型的曲線，頂點代表最優(yōu)點，在這一點，社會效率最大化。

福利不能太多，太多了會損害激勵機制和市場機制，人的主觀能動性、創(chuàng)造力發(fā)揮不出來，一個社會就會失去活力，經濟會衰退，強者、弱者、富人、窮人的利益最終都受損。

但是福利也不能太少，太少了，弱者、窮人的生活沒有保障，會影響社會穩(wěn)定，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方式有很多種，比如選舉選出一個獨裁者，導致整個社會最終走向毀滅。如果社會這條大船翻了，那么船上所有人都遭殃，不管是強者還是弱者，富人還是窮人。

政府的職責就是盡量把福利的多少調到最優(yōu)狀態(tài)，即那個倒U型曲線的頂點，既保護市場，又維護穩(wěn)定，即經濟學中經典的“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問題。不管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有多少復雜深奧的理論來解釋這個事情，根本的道理就是這么簡單。

在實踐中，大家對于目前福利處于倒U型曲線的哪一點會有不同的判斷，有人覺得太偏左了，應該向右調；有人覺得太偏右了，應該向左調。

巴菲特認為美國應該提高福利，為弱者、窮人提供更好的保障。多年來他一直呼吁政府增加對富人的稅收，以至于當年奧巴馬計劃把對富人征收的額外稅收稱為“巴菲特稅”。可惜沒有通過，不然巴菲特真的會千古留名了。除了呼吁征收“富人稅”，巴菲特還大做慈善，自己裸捐外還熱衷于勸說其他富人裸捐，甚至帶著比爾·蓋茨一起跑到中國、印度勸捐，目前看來效果不是很好。

巴菲特和比爾·蓋茨一樣非常支持加征遺產稅。他倆都認為，人不應該一生出來就坐享其成，富人給子女留很多錢是害他們，應該把錢拿出來支持社會公益事業(yè)，財富應該廣泛地重新分配。

有的人一方面指責巴菲特不應該倡導提高社會福利，高福利會影響社會效率，另一方面又反對巴菲特建議增加遺產稅。對于這種人，巴菲特在2005年與堪薩斯大學學生對話時揭露了他們的虛偽，他說：“有些人覺得我是在宣揚國家要為公民提供高福利，這些人可以想想，如果生下來就是富二代會怎樣。你剛一出生就得到了一大筆股票，這樣的話，你不是一生下來就靠有錢的父母提供高福利嗎？這有什么兩樣？”

巴菲特有個“卵巢彩票” （Ovarian Lottery） 理論，他很謙虛地把自己的成功歸功于投胎投得好，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投在了合適的娘胎。顯然他認為，中了“娘胎彩票”的人應該把彩票所得拿出來和沒有中彩票的人分享，而不是自己窮奢極欲地花掉，更不能留給后代。這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講，是無法接受的。

二

巴菲特對于美國政府的第二個建議是維持美元的穩(wěn)定 （maintain a stable currency） 。貨幣的穩(wěn)定對于投資、對于一個經濟體的發(fā)展繁榮至關重要。

1999年，巴菲特在愛達荷州太陽谷峰會上發(fā)表演講時把利率比作萬有引力，他說：“利率之于投資，就好比地心引力之于物體，利率越高，向下牽引的力量也越大。任何投資都必須先與無風險的國債作比較，投資國債的回報率即收益率的高低，會連帶影響到其他投資的價值。”

巴菲特用這個比擬來解釋為什么1964年至1981年期間，美國的GDP增長了3.7倍，財富500強的銷售額 （當然組成公司會有變動） 增長了近6倍，但道瓊斯工業(yè)指數卻在原地踏步。

他說：“在1964～1981年間，長期國債的利率呈現大幅走揚的態(tài)勢，從原先的4%飆升到最后的15%，這仿佛是要人們在3倍的地心引力下生活，對所有的投資來說，這簡直是無法承受之重，當然最引人注目的是股票的價格，這間接解釋了為何這段時間股票指數一動也不動。”

巴菲特的這個比喻用來解釋為什么利率水平應該保持穩(wěn)定也很有效 。如果一個星球的萬有引力不穩(wěn)定，忽大忽小，人類根本無法在這個星球上生存下去。所有人和所有物體一會兒飛起來，一會兒被壓扁，人還怎么活下去。 一個經濟體也是一樣，如果利率一會兒高，一會兒低，就會帶來災難。

但是有種經濟學流派認為，只要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就可以大幅促進經濟發(fā)展。

這個理論好比認為增加人體血量就可以增加人體身高體重，顯然有點本末倒置了。

短期來講、一定程度之內，通貨膨脹或許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但是長期來講、根本來講，只會損害經濟，讓經濟陷入滯脹，也就是通脹率和失業(yè)率同時高居不下。菲利普斯曲線正是說明了這個道理。

其實不用懂艱深的經濟學就可知道，這個理論不可能正確，如果只要增發(fā)貨幣，就可以發(fā)展經濟，那么世界上就不會有經濟不發(fā)達的國家了。

不過這個理論很受歡迎，美其名曰“現代貨幣理論 （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 ”，是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發(fā)展，建立在凱恩斯主義、國家貨幣理論、內生貨幣理論等基礎上。它很受歡迎的原因也顯而易見，它倡導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發(fā)展，為政府干預市場提供了所謂的理論基礎。

與現代貨幣理論 （MMT） 針鋒相對的流派是貨幣主義 （Monetarism） ，這兩個流派的名字翻譯成中文有點太相似，很容易搞混。貨幣主義認為，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應該是維持物價穩(wěn)定，其余的事情如充分就業(yè)、經濟增長等應該由市場去解決，市場是終極的內在穩(wěn)定力量。政府越干預，經濟越糟糕。

貨幣主義的鼻祖、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說，“美聯(lián)儲最應該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他甚至直言，幾乎所有的經濟衰退、危機，從根本上講，都是政府干預引起的。帶領美國走出三十年代大蕭條的也不是踐行凱恩斯主義的羅斯福的新政，而是二戰(zhàn)。他主張，國會通過立法，強迫美聯(lián)儲穩(wěn)定貨幣供應，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應該保持在3%。

這個3%的數字未必合理。更關鍵的是，就算合理，這個理論也無法實踐。如果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固定，那么美聯(lián)儲、財政部等政府部門以及金融市場的很多人的飯碗就沒了。

再正確的理論，如果只是給整個社會帶來好處，而不是給具體的人和組織帶來好處，就不會有人和組織去落實踐行，也就失去了指導實踐的意義。

總之貨幣主義和現代貨幣理論，一個太左，一個太右，都不適合實踐。實踐中應該遵循的道理其實很簡單，貨幣供應量應該與GDP配套，增長率應該取決于GDP增長率，好比人類血量與體重的比例是比較穩(wěn)定的，7%至8%之間，特殊情況下稍有波動。

當然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給定貨幣機制的復雜性、不確定性、模糊性，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一個經濟體中到底有多少貨幣在流通，更不能預測貨幣政策對貨幣數量的具體精確影響。GDP的增長率也同樣無法具體精準地預測。

一切都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好在美聯(lián)儲只要模糊地做對就可以了，這比精準地錯要好。如果由于種種原因，經濟出現了通貨膨脹，那么美聯(lián)儲就應該果斷提高利率，打壓通貨膨脹率；如果由于種種原因，經濟出現了危機，好比一個人失血休克，那么美聯(lián)儲就應該果斷輸血救人。

這兩種相反的情況，如果美聯(lián)儲處理反了，或者處理得不及時，就會導致災難。給定政策傳導機制運作所需時間，“及時”意味著“有前瞻性”。

巴菲特特別認同敬重的兩位美聯(lián)儲主席，一位是保羅·沃爾克 （Paul Volcker） ，一位是杰羅姆·鮑威爾 （Jarome Powell） 。前者很好地處理了第一種情況，后者很好地處理了第二種情況。

沃爾克1979年至1987年擔任美聯(lián)儲主席，對打壓當時的高通脹、穩(wěn)定經濟起過關鍵性作用。?

鮑威爾則在疫情暴發(fā)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決心采取行動”，避免了美國經濟陷入衰退。

巴菲特在股東大會等多個場合表達他對這兩位美聯(lián)儲主席的敬意，2023年他在日本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想回顧一下保羅·沃克爾在1980年代的事跡，那時人們一直譴責他，但他盡到了自己的職責，在美聯(lián)儲做了正確的事，而沒有對這些批評做出什么回應。他是我所崇敬的人之一，我想他應該也是杰羅姆·鮑威爾所崇敬的人。我想，鮑威爾在2020年3月疫情開始時，其實也做了同樣的事。”

這“同樣的事”就是穩(wěn)定貨幣，穩(wěn)定美國經濟，在過熱時緊縮銀根，讓經濟降溫；在遭遇災難時放松銀根，讓經濟復蘇。所謂反周期操作而不是濫用貨幣政策，試圖達到穩(wěn)定以外的目的。

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特朗普對鮑威爾相當滿意，疫情來襲，鮑威爾及時降息放水。然而第二個任期，特朗普對鮑威爾很不滿意，因為他延續(xù)拜登任期的加息政策，不準備降息。

美國勞工統(tǒng)計局公布了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同比增長3%，超出預期，為2024年6月以來最大增幅；1月CPI環(huán)比增長0.5%，連續(xù)第7個月加速。2月11日出席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 （下稱銀行委員會） 聽證會時，鮑威爾在事先準備的演講稿中強調，美國的通脹率仍居高不下，經濟增長持續(xù)強勁，在此環(huán)境下，聯(lián)儲對調整利率有耐心，重申降息太快和太慢的兩方面風險。

財經界認為，特朗普大殺四方的關稅等各項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率嚴重惡化，所以本來已經為降息做好各種準備的鮑威爾決定暫時不降息。

這讓特朗普氣急敗壞。他曾多次公開批評鮑威爾的利率政策，甚至私下討論過解職鮑威爾的可能性。

早在去年8月8日，特朗普競選總統(tǒng)時，在海湖莊園俱樂部舉行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就表示美國總統(tǒng)應該要對央行利率和貨幣政策有一定的發(fā)言權，并說： “就我而言，我賺了很多錢，我非常成功……在很多情況下，我的直覺比美聯(lián)儲官員或美聯(lián)儲主席要好。”

這就好比有個人說：“我的身體很健康，指標非常漂亮，我應該當醫(yī)生。”

美聯(lián)儲的獨立性從來沒有受到像現在這樣的挑戰(zhàn)。雖然鮑威爾強調，特朗普無權解雇包括他本人在內的美聯(lián)儲理事等決策者，但是市場還是擔心鮑威爾多大程度上能夠扛住來自“懂王”總統(tǒng)的壓力。

在這個背景下，再看巴菲特這句希望“山姆大叔”維護美元穩(wěn)定的話，越發(fā)覺得語重心長。

正如他所說，“這需要智慧與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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