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以來，短視頻行業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目前，國內短視頻應用的用戶規模已超10億人，使用率高達93.8% ^[i] ，人均單日使用時長為151分鐘 ^[ii] 。面對短視頻的風靡，互聯網上也出現了許多“憂慮”的聲音。當我們搜索“短視頻的影響”時，會讀到短視頻會 “吃掉大腦”，讓“大腦退化”和“低智”，甚至讓我們“抑郁”等等充斥著聳人聽聞字眼的說法。

那么，短視頻真的會越刷越上癮嗎？屏幕背后刷著短視頻的你我，都已經患上短視頻成癮無法自拔了嗎？短視頻真的成為吃人大腦的“電子鴉片”了嗎？互聯網上這些“危言”，我們到底該聽勸還是漠視？面對這些疑問，專業的研究人員又給出了怎樣的答案？這些答案是否得到了人們正確的解讀？

綜合已有的許多研究來看， 目前還沒有證據支持“短視頻有害論”。互聯網上營造的道德恐慌感，可能無形中引導人們對短視頻產生了許多負面看法。 想要搞清楚刷短視頻是否對個體存在諸多負面影響，我們還需要更多未來研究。

一、看短視頻并非只為獲得簡單的快樂

只需輕輕滑動手指，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在短視頻平臺上刷到自己感興趣的內容。低成本+高快樂帶來的沉浸式享受，自然而然地會被認為是人們無法抵御的誘惑。然而，刷短視頻不是一種”簡單的快樂”，這種使用行為與個體特征、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短視頻應用的特征息息相關 （Xiong et al.， 2024 ^[1] ） 。

人格特質會影響個體的短視頻使用傾向

人格特質是個體在行為、情感和認知上的穩定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使用短視頻的傾向。研究者發現，具有某些人格特質的個體更有可能過度使用短視頻。例如，神經質的個體更容易受到生活壓力的影響而產生無聊、孤獨等負面情緒，短視頻對他們而言是情緒調節的工具 ^[2] 。結合情緒識別與自我報告的研究的確發現， 短視頻新用戶會在使用一周后表現出更加積極的面部情緒， 積極的、放松的情緒也能促使新用戶更多地使用短視頻 ^[3] 。

低宜人性的個體也更有可能過多使用短視頻 ^[4] 。宜人性反映了個體在社交中的合作性、同理心和利他傾向，低宜人性的人更看重競爭而非合作，更有可能對他人持謹慎猜疑的態度。短視頻平臺給在現實生活中社交不如意的低宜人性者提供了寬闊的舞臺，他們擁有豐富的自我表達機會，這有助于展現自我價值、贏得他人掌聲。同時，他們在平臺上還可以輕松自由地與他人進行互動 （如點贊、評論、轉發） 。 對社會支持需求的滿足恰恰是促進個體繼續使用短視頻應用的重要力量 ^{[5， 6]} 。

值得一提的是，低宜人性個體不僅可能過多使用短視頻，也可能過多使用其他媒介。人們擔心過度使用短視頻會帶來不良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短視頻本身是“壞東西”。凡事都要適量。如果一開始就預設立場認為“短視頻是不好的”，那么很容易通過把極端案例 （比如過度使用短視頻的情況） 當作普遍案例進行泛化，來得到這個預設結論，但這種論述顯然是不科學的。

家庭環境會影響青少年的使用傾向

用戶所處的社會環境也對于他們使用短視頻具有重要影響。我們以青少年群體為例，他們是人們試圖談論短視頻危害時常常被提及的一大群體。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青少年為什么會刷短視頻呢？Vossen等人 （2024） ^[7] 回顧已有研究發現，家庭環境與青少年的社交媒體使用行為息息相關。

與父母關系融洽、能感受到父母關愛的青少年，往往在社交媒體使用上更加有節制， 他們更傾向于將社交媒體作為拓展社交圈和獲取知識的工具，而非逃避現實或排解負面情緒的手段。相反，在關系緊張、缺乏溝通的家庭中，青少年可能會將過多時間投入到社交媒體中，以此來逃避家庭中的不愉快。

此外，父母的電子設備使用習慣也值得我們重視。當父母在親子互動中過度使用手機 （即“低頭行為”） 時，青少年會感受到更強的相對剝奪感 （即在社會比較中感受到自身處于不利地位的主觀不公平感） ，進而更多地使用短視頻 ^[8] 。

壓力大情緒差、社交焦慮、親子關系不融洽......我們必須意識到，短視頻的爆火絕不只是它能夠提供快樂這么簡單。與其簡單地將其視為“電子多巴胺”，不如深入探究人們使用短視頻這一行為背后的真正需求。畢竟， 即使短視頻消亡了，用戶也會尋找其他方式來排憂解難。

二、看短視頻上癮？沒那么容易

假如列出短視頻的幾大罪狀，“上癮”一定是很多短視頻反對者心目中的TOP1。

在談論“上癮”究竟是什么時，我們可以先回顧一下物質成癮研究：目前一項關于成癮的科學共識是， 它是由遺傳易感性和反復接觸特定物質結合導致的 ^[9] 。物質的使用量與可能造成的影響通常被認為是線性關系，例如，高脂肪食物攝入越多，體重越大。

與藥物、食物、酒精等物質不同 （可以選擇是否服用） ，在21世紀， 使用數字科技對人們來說是無可避免的，有些時刻甚至是強制的 （如用電腦辦公、用互聯網交流） 。同時，數字科技使用時長與其對個體影響的關系也并非簡單的線性，與適度使用者相比，完全不使用者與過度使用者的抑郁風險均更高 ^{[10 ]} 。

基于這樣的背景，直接根據使用時長來判斷是否對數字科技成癮可能是不恰當的 [11] 。換言之， 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使用短視頻時間更久便意味著成癮。 那么，我們到底該如何定義或判斷個體出現了短視頻“成癮”癥狀呢？

在探究短視頻的“成癮”問題時，研究者通常會使用自我報告的量表探究用戶對短視頻使用的態度，并以“problematic use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短視頻平臺的問題性使用） 或“short video addiction” （短視頻成癮） 命名研究變量。從這個角度而言，量表的效度將直接影響相關研究結論的可信度。

然而，回顧已有研究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研究所使用的短視頻“問題使用”/“成癮”量表，都來源于其他行為成癮量表或社交媒體成癮量表的簡單改造。以一些文章時常引用的一項研究為例，浙江大學Su等人 （2021） 直接將互聯網成癮測驗 （the Internet Addiction Test） 中的“Internet”一詞改為“Douyin” ^[12] 。

諸如此類的量表研究不免令人擔憂 ^[13] 。 各類應用有其特點，開展研究時應充分考慮到應用特性設計量表。 更重要的是，改編量表的得分是否真的適合用于判斷個體對短視頻的成癮程度？

2021年，來自溫徹斯特大學的Satchell等研究者便針對改編量表的合理性問題開展了一項有趣的研究 ^[14] 。他們沿用社交媒體成癮研究的慣用做法，將高引用的社交媒體病態使用量表進行改編，開發了“線下朋友成癮問卷” （Offline-Friend Addiction Questionnaire， O-FAQ） 。分析807名受訪者的量表得分發現，69%的受訪者都應被判定為患上了 “與朋友相處成癮” 。

Satchell等人的研究不免令人重新審視現有的許多“短視頻成癮”研究。假如我們信賴改編量表測出的“短視頻成癮”癥狀，那么，你一定也能接受“與朋友相處成癮”這樣充滿戲謔的說法。換言之，現有的短視頻成癮量表測得的可能是個體對于事物的一種普遍態度，而并不代表個體真的對短視頻成癮了。這些量表既可以測出個體對短視頻成癮，也能測出個體對與朋友相處成癮。因此，在看待現有的短視頻成癮研究時，我們應持謹慎的保留態度，許多結論可能只是修辭學的產物而非事實真相。

后退一步，即使我們愿意接受改編量表的研究方法，認為量表能有效反映用戶對短視頻的成癮情況，那么，基于現有的“短視頻成癮”研究，用戶真的那么容易上癮嗎？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Peng和Liao （2023） ^[15] 收集了10668名受訪者的數據，基于改編量表 （改編自the Bergen Social Media Addiction Scale） 得分使用潛在剖面分析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發現， 只有9.8%的受訪者會被歸入“問題性使用者”一類。

同時， 還有10.4%的受訪者被歸入了“高度使用但低成癮風險”一類， 他們在顯著性 （如“我思考如何減少工作/學習以更多地使用TikTok”） 與耐受性 （如“控制使用TikTok的時間對我是困難的”） 兩大量表成分上得分較高，但并沒有展現出較差的心理健康狀況 （如抑郁、焦慮、壓力） 。

由此來看，顯著性、耐受性等成分可能不具有病理性判斷的能力 （即指向成癮） ^[16] 。因此，即使我們直接使用改編量表，也并非所有量表成分都適合用于判斷用戶的“問題性使用”甚至“成癮”程度，而現有的許多研究仍以使用量表總分為主，并未拆分到更加細致的成分得分。從這個角度來說，對于已有的“短視頻成癮”研究結論，我們也應保持更加謹慎的解讀。

總而言之，現有的研究在方法和結論上還存在諸多值得商榷之處，我們不能僅憑使用時長或改編量表的總分就輕易斷定個體對短視頻成癮。即使我們忽略方法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就現有結果來說，短視頻成癮依然不是一件易事。

三、短視頻不是致郁劑

網絡聲音中將短視頻視為成癮物質的一大原因在于：看短視頻會給用戶的心理健康帶來不利影響。的確，許多研究讓用戶根據自身情況填寫量表，報告自己的短視頻使用傾向以及心理健康狀況，結果發現許多負面的心理狀況 （如抑郁、焦慮、無聊、孤獨等） ，與問題性短視頻使用/短視頻成癮量表得分存在關聯，但是否能因此得出看短視頻導致抑郁/焦慮的結論呢？答案目前還是否定的。

清華大學Qu等人 （2024） ^[17] 面向中國大學生開展了一項長達一年的追蹤研究，他們分別使用改編自Facebook成癮量表的短視頻成癮量表和患者健康問卷 （PHQ-9） 來測量用戶的短視頻成癮狀況以及心理健康狀況。他們發現， 短視頻使用與心理健康之間存在復雜的循環關系而不是單向的因果關系 （如看短視頻會導致心理健康狀況變差） 。

一方面，負面情緒會促使用戶使用短視頻，在情緒低落時，用戶傾向于使用短視頻來調節情緒，尋求短暫的安慰。另一方面，使用短視頻時的“沖突感” （如因短視頻使用對學習等重要活動產生負面影響） 能夠預測用戶未來的“內疚感”等負面情緒，而內疚又會反過來加劇用戶使用短視頻時的沖突感，形成一個負面循環。

此外，短視頻使用與心理健康狀況之間的關系可能還與使用短視頻的方式有關。首都體育學院Yao等人 （2023） ^[18] 針對中國大學生開展過類似的追蹤研究，他們區分了4種不同類型行為的使用頻率 （受訪者自陳） ：觀看短視頻、制作短視頻、觀看直播、制作直播。

基于829名受訪者2個月的追蹤結果，他們發現，只有觀看短視頻的頻率與2個月后短視頻問題性使用量表得分存在微弱的正向關聯 （0.160） ，其他類型行為的頻率都與該量表得分未發現顯著相關 （相關系數-0.03~0.06） 。同時，短視頻應用的使用時長、觀看短視頻的頻率與抑郁、社交焦慮、無聊傾向、痛苦情緒耐受度等心理健康指標之間都不存在顯著相關 （相關系數-0.06~0.04） 。

更為有趣的是，制作短視頻、觀看直播、制作直播等行為的頻率與上述心理健康指標之間存在較弱的負相關 （相關系數-0.29~-0.15） 。換言之， 制作短視頻、觀看/制作直播較多的用戶甚至表現出更積極的心理健康狀況。 該結果與網絡上大肆炒作的“短視頻危害論”甚至是相反的。

一些研究者還嘗試使用新技術探究了短視頻使用與情緒之間的關系。Cosmann等人邀請了41名從未使用過TikTok的用戶進行為期1周的體驗 ^[3] 。除了讓用戶填寫量表報告情緒，他們還分析了用戶剛開始使用TikTok與1周后使用TikTok時的面部表情。結果發現，用戶面部表情是積極還是消極，與他們1周內使用TikTok的總時長以及他們主動使用TikTok的意愿都只存在微弱的關聯或無關聯。這項嘗試性的研究也為我們理解短視頻使用與心理健康狀況的關系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結合上述研究來看，“看短視頻導致心理健康變差”這樣的結論是不準確的?，F有研究僅能支持短視頻成癮量表得分與心理健康之間是“共變”關系，而非單向的因果聯系。

四、看短視頻不會“降智”

除開心理健康狀況，對認知能力的影響也是媒體們熱衷于提及的。例如，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 ^[iii] ，人類的推理和解決問題等智力能力正在下降，這可能是人們更多地接觸視覺媒體所導致的。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進行的最新一次國際學生評估項目 （PISA） 數據， 人類的智力似乎在2010年代初達到頂峰，此后一路處于下降趨勢。 該報道稱，智力下降的“轉折點正值我們越來越頻繁地從互聯網上獲取信息，人們開始從文本媒體向視覺媒體轉變，向著一個對屏幕著迷的‘后文字’社會轉變”，并據此暗示看短視頻對認知能力存在負面影響。

一些研究可能為上述論斷提供了潛在的支持性證據。例如，Xu等人 （2023） ^[19] 招募了454名初一學生和368名高一學生，通過自陳量表獲得了學生們上學期間的短視頻日常使用時間、對算法推薦的依賴程度、學業延遲滿足程度，同時通過認知測試測量了學生們的工作記憶、言語能力。

他們發現，初一學生的短視頻日常使用時間與工作記憶、言語能力以及語數學業成績僅存在微弱的負相關 （相關系數-0.33~-0.21） 。然而，相關關系不等同于因果關系，我們無法據此得出“看短視頻降智”這樣的結論。

Xu等人的研究正是大量已有研究的縮影： 基于自我報告、結果只能表明相關關系而非因果關系 。事實上，在與智能手機使用相關的研究領域，Wilmer等人回顧了與認知能力相關的大量研究 ^[20] ，目前還少有研究表明使用智能手機對注意、記憶等重要的認知功能有長期的影響。

以媒體們極為關心的“注意力”為例，現有的大量研究只能表明，智能手機會吸引個體的注意力，使得個體從正在進行的活動上分心，并將注意力短暫地轉移到手機上。然而， 目前沒有研究表明使用智能手機會深層地、不可逆地改變個體的注意力。

還有一些研究使用量表探索了使用智能手機與注意力的關聯，但也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即使用智能手機與注意力是否存在相關以及相關關系的方向都還不清晰。換言之，我們現在甚至無法斷言使用智能手機與注意力存在負向關系，更不必說手機會導致注意力惡化了。

類似地，“使用智能手機會導致個體更喜歡即時滿足”，這樣的論斷也缺乏長期追蹤研究的證據支持。綜合來看，現有的研究證據還無法支持我們得出看短視頻會“降智”的駭人結論，我們仍需要更多長期的追蹤研究來探索這一問題。

五、看短視頻時大腦做出了反應，但沒有“腐化”

與心理健康狀況和認知能力相比，“看短視頻影響大腦”是讓很多人更加興奮的一個話題，浙江大學團隊2021年的一項研究成為了媒體們樂此不疲引用的“證據”。

Su等人 （2021） 的研究聚焦于個性化推薦與大腦區域激活之間的關系。她們招募了30名浙江大學學生，實驗開始前邀請每位被試登錄自己的抖音賬號，研究者使用并錄制了6分鐘由被試的抖音賬號刷出的短視頻 （即個性化視頻） 。相應的，研究者也錄制了6分鐘抖音新用戶刷出的短視頻 （即普通視頻） 。實驗開始后，每位被試將交替觀看個性化視頻和普通視頻，每段視頻播放1分鐘后切換到另一類型視頻。

fMRI分析結果發現，與觀看普通視頻相比，觀看個性化視頻時被試在雙側顳上回和顳中回 （bilateral superior and middle temporal gyri） 、顳極 （temporal pole） 、背側后扣帶回 （ventral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內側前額葉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和角回 （angular gyrus） 等腦區激活程度更強，這些區域都屬于默認模式網絡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與注意力控制、自我參照以及獎賞加工有關。

此外，觀看個性化視頻時被試DMN區域與視聽覺處理相關的腦區之間的功能連接也更強，與獎賞加工有關的腹側被蓋區 （ventral tegmental area） 也表現出明顯激活 （觀看普通視頻時未明顯激活） 。

Su等人的這項研究表明， 個性化視頻可能是通過影響DMN和VTA等腦區以吸引用戶的注意力，進而有更強的動機觀看視頻， 此結果為我們理解短視頻的吸引力提供了初步的腦科學證據。但顯然，我們不能以此為根據推斷看短視頻會改變大腦，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短視頻對大腦區域激活程度的影響能夠長期甚至永久性存在。

事實上，針對社交媒體的大量研究也存在類似的過度解讀問題，“腦腐” （brain rot） 一詞甚至成為了2024年的牛津年度詞匯。而Wadsley等人 （2023） 回顧了大量研究 ^[21] ，他們發現，盡管問題性社交媒體使用與一些腦區活動的變化有關聯，但證據可靠的研究數量尚少、各研究也存在方法上的異質性。追蹤研究的缺失也讓我們難以判斷社交媒體使用與大腦變化之間的因果關聯。綜合來看，我們難以肯定地從科學上承認“腦腐”這一熱詞，更不必說接受“短視頻改造大腦”等論斷了。

六、成長于短視頻年代的新生代，沒有被毒害

“玩手機會毀掉孩子的一生”“網絡游戲毀了我們一家”“讓孩子免受社交媒體之害”……毫不意外， 青少年危害論也落在了短視頻之上。 暢銷書作家、紐約大學教授喬納森·海特 （Jonathan Haidt） 在新書《焦慮一代：童年大重構如何導致心理健康問題的流行》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 中便認為，社交媒體等科技的發展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的主要原因。

這樣的標題無疑自帶流量，對于不想要孩子們使用電子設備的許多家長而言也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他們愿意因此而接受“短視頻危害青少年”的論斷。但正如前文我們所列舉的許多研究證據，短視頻會毀了孩子的論斷值得審慎考量。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心理學教授坎迪斯·奧杰斯 （Candice Odgers） 直言不諱地指出，海特的“恐懼敘述和恐嚇策略”讓書籍一定會暢銷，但對年輕人來說是一個相當有害的故事。

事實上，大量的元分析研究表明，使用社交媒體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只存在微弱的關聯甚至是無關聯 ^{[22， 23， 24]} 。對于政策制定者與公眾而言， 明明有更多更加成熟穩定的風險因素需要重視，他們不應該在缺乏數據支持的情況下營造技術危害的道德恐慌感 ^[25] 。

不僅僅是心理健康問題，對大腦的影響也是青少年受害論的重災區。然而，牛津大學教授安德魯·普日比爾斯基 （Andrew Przybylski） 及其同事對美國近12000名9~12歲兒童的數據進行分析后，既沒有發現屏幕使用時間會影響兒童大腦的功能連接性，也沒有發現屏幕使用時間更久的兒童幸福感更低或認知能力更差 ^[26] 。

總言之，“短視頻危害青少年”的觀點迎合了部分家長的恐慌、焦慮情緒而得以廣泛傳播。但理性來看，科學研究目前并不支持這一觀點。

總結：謹慎看待技術危害論

從手機、網游再到短視頻，從更抑郁、更焦慮再到大腦都被毀壞，技術危害論不停地改換馬甲在互聯網上蔓延。 假如真的如很多人渲染那般，科技是危害人類的洪水猛獸，那么人類為什么還要不斷創造新興科技呢？而更加顯然的事實是，日新月異的科技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貢獻了無可磨滅的力量。

誠然，一些技術危害論可能是發布者們的刻意營造，他們深知這類話題天然具有巨大吸引力。 但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技術危害論背后公眾認知與科學研究之間的巨大鴻溝。 即使是專業的研究人員，他們仍有可能錯誤解讀已發表的研究結果，更不必說缺乏專業知識的媒體與公眾。

以短視頻為例，大多數研究都只能說明短視頻與心理健康、大腦功能之間的相關關系，但相關時常被誤解為因果。一旦這些誤解藉由媒體出現在公眾意識之中，甚至形成人心中的刻板印象，那么想要消除就會變得極其困難。

我們如何減少甚至消除技術危害論對人們的影響呢？如何引導公眾客觀看待互聯網、智能手機和短視頻呢？更多嚴謹的科學研究仍舊是必須的。當然，必須承認的是，開展大規模的縱向研究或采取嚴格的實驗控制來探索短視頻對個體的影響 （即因果關系） ，這在現階段仍舊是困難重重。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能做的或許只有期待專業的研究人員與媒體合力為公眾帶來更多嚴謹的科學解讀，逐步提升公眾的科學素養，以減少誤解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慌與敵對情緒。

注釋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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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數據來源：《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2024）》，于2024年3月27日在第十一屆中國網絡視聽大會發布，http://www.cnsa.cn/art/2024/3/28/art_1977_43660.html

[iii] 總臺環球資訊廣播，《人類正在集體“降智”？“刷視頻”或是罪魁禍首》，人類正在集體“降智”？“刷視頻”或是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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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神經現實 ，作者：Xhaiden，編輯：EON